“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也只好学着蔺相如使秦的办法，回报他一颜色。”毛泽东似乎出了一口窝囊气，脸上露出了一丝笑颜。
关于毛泽东在莫斯科只吃活鱼，不吃死鱼的故事，李家骥还有另外一种说法，笔者就不再累述了。
再如柯瓦廖夫等人奉命来姐妹河别墅看望毛泽东，询问需要苏方做些什么。诚如师哲所回忆的那样，毛泽东对柯瓦廖夫发了一通脾气，并说：“你们把我叫到莫斯科来，什么事也不办，我是干什么来的？难道我来这里就是为天天吃饭、拉屎、睡觉吗？”
自然，毛泽东说这番话的真实用意是：想通过柯瓦廖夫等人之口向斯大林反映我方的不满。但是，那时的斯大林完全被神化了，莫说像柯瓦廖夫这样级别的干部了，就说是政治局委员也不敢轻易向斯大林报告这类事关国与国的大事。由此可见，神化领袖人物的做法，不仅会把领袖本人引入歧途，更重要的是要贻误国家的大事！
毛泽东在留住莫斯科期间，他绝不是住在姐妹河别墅里一味地生斯大林的闷气；相反，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领袖依然在关注并指挥国内有关内政外交等方面的大事。
毛泽东是人民解放军的统帅。毫不夸张地说，解放全中国的重大战役都是在他的指挥下进行的。就说他在留居莫斯科期间，他依然在指挥我四大野战军向全国进军。其中关于解放海南岛的战役决策，就是毛泽东在莫斯科几经反复后作出的：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四日，四野司令林彪给毛泽东发来了有关解放海南岛的战役设想电报。这时的毛泽东尚在赴莫斯科的途中。等到毛泽东与斯大林进行了第一次不算愉快的会谈之后，他于十二月十八日给林彪发去了一份长电，不仅对四野各部下一阶段的军事行动作出了详尽的部署，而且对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等问题也作出了明确的指示。基于攻打金门岛失利的教训，又对解放海南岛有关渡海作战下达了命令：
渡海作战，完全与过去我军所有作战的经验不相同，即必须注意潮水与风向，必须集中能一次运载至少一个军（四五万人）的全部兵力，携带三天以上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滩头阵地，随即独立进攻而不要依后援。因为潮水需十二小时后第一次载运船只方能返回运第二次，而敌可用海空军切断我之运输，故非选择时机一次载运一个军渡海登陆，并能独立进攻，建立基地，取得粮食，便有后援不继，遭受重大损失之危险。三野叶飞兵团，于占领厦门后，不明上述情况，以三个半团九千人进攻金门岛上之敌三万人，无援无粮，被敌围攻，全军覆没。你们必须研究这一教训。海南岛之敌，可能较金门敌人战力差些，但仍不可轻敌。请告邓（华）赖（传珠）及四十军四十三军注意，并望你向粟裕调查渡海作战的全部经验，以免重蹈金门覆辙。
我们从上述这则电文中可知，毛泽东在莫斯科期间，全面地解决了渡海作战应注意的问题。林彪等根据上述电令的精神，制定了详细解放海南岛的作战计划，并提出在旧历年前进攻海南岛的方针。对此，毛泽东在认真地审阅了解放海南岛的作战计划之后，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复电林彪，在“同意该电所取方针，即努力争取在旧历年前进攻海南岛”外，又进一步作出更为重要的指示：要求参战部队“以充分准备确有把握而后动作为原则，避免仓促莽撞造成过失。为此，邓（华）赖（传珠）洪（学智）应速到雷州半岛前线亲自指挥一切准备工作，并且不要希望空军帮助”。言外之意，解放海南岛战役一定要慎之又慎。
十二月十六日，斯大林在会谈中拒不答应废除与南京国民政府签订的条约，但他同意与新中国通商，并准备签署有关贸易等方面的条约。为此，毛泽东把第一次会谈内容电告中央。接着，刘少奇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并以他、周恩来、朱德的名义于十二月二十一日给毛泽东回电。略谓：
今日政治局会议，大家赞成如果苏联同意现在签订关于旅顺、借款、航空及通商协定，恩来同志即去莫斯科一次。借款、航空两协定已有成稿，通商协定亦可将我们输出苏联货物及从苏联输入中国货物的种类和大体数量提出，贸易部长亦可同恩来同志去莫一次。因恐天气不好，并准备一个月时间来回坐火车。但是如果苏联方面并不准备现在签订借款、航空、通商诸协定，只准备就旅顺驻兵问题及对一般政治问题发表一个声明，则恩来同志去莫似无必要。
毛泽东清楚新中国所处的地位：不仅蒋介石利用海、空军暂时的优势封锁我沿海大中城市，而且西方以美、英为首的帝国主义想方设法，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为了打破国内外敌人的封锁尤其是经济封锁，是摆在新中国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所以，刚刚为斯大林贺完七十大寿的毛泽东读罢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联名的来电之后，于翌日十二月二十二日又亲自给中央发了《关于准备对苏贸易条约问题》的电报。略谓：
据稼祥说，波兰、捷克、德国都想和我们做生意。似此，苏联外又有这三个国家即将发生通商贸易关系。此外，英国、日本、美国、印度等国或已有生意或即将做生意。因此，你们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筹统全局的观点出发，苏联当然是第一位，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其范围和数量要有一个大概的计算。
与此同时，身在异国的毛泽东时时念及国内的情况。他指示林彪：“关于城乡、公私、工商、劳资等相互关系，比重问题，已托邓子恢同志向你转达……关于军队参加生产问题，请回汉后统筹办理。”有关“整个中南六省的工作重心，已由军事转到经济与土改，希望你们于明年一月间成立中南军政委员会，集中力量领导全区经济工作，并积极准备土改条件。”
一九四九年就要过去了，在新年将至的所谓年关之际，毛泽东不仅想到了工农大众的生活，而且对上海不法资本家计划借“红盘”开市反攻倒算很不放心。为此，他对所谓上海工商业家的困难提出了疑问，并于十二月三十日给主管经济的陈云发去电报。略谓：
上海市委亥江致中央电称，上海有许多大型中型工厂负债甚多，难于维持，要求政府贷款，否则有大批倒闭危险等语。上海工商业家是否确有这样大的困难，政府是否已允许贷款及贷给多少，资本家叫得那样凶是否符合实际情况，是否有借此抵制公债的意图，你的看法如何，盼告。
毛泽东自十二月十六日安抵莫斯科到准备在姐妹河别墅过新年，整整半个月了！由于毛泽东与斯大林的谈判出现了僵局，无论是中国的新华社还是苏联的塔斯社，均没有发表有关毛泽东访问苏联的消息。这在世界各国引起了各种猜疑。其中，英国的通讯社突然造谣惑众：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起来了！这个消息就像是一枚重型炸弹，立即在全世界引起了极为强烈的反响。
面对敌人的谣言，苏联人着急，中国人也着急；斯大林着急，但毛泽东并不那么着急。因为，他相信否极泰来或曰坏事可以变成好事。为此，他正在思忖借此做一篇漂亮的文章。
聪明的王稼祥不仅深知毛泽东的想法，而且他还想出个办法：请毛泽东在莫斯科公开召开一次记者招待会。一、可以向全世界宣布中苏友好；二、还可以迫使斯大林重开谈判。对此，毛泽东是赞成的。他沉吟片时，问道：“斯大林会同意我出面辟谣吗？”
“我想他一定会赞成的。”王稼祥说明理由后又说，“我这就通过外交途径转告斯大林。”
王稼祥离去之后，很快约见了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一见面，就开门见山说道：“莫洛托夫同志，您知道英国发表的消息吗？”
“知道了，但不知你们的毛泽东主席是如何看待这件事的？”莫洛托夫有些尴尬地说。
“我们的毛主席认为这是国际上的敌人在挑拨中苏两国的关系。他希望贵国能提供方便，他要出面召开记者招待会，向全世界人民辟谣。”
“好，很好！我们一定提供这样的方便。”
就这样，苏联方面在莫斯科新闻中心为毛泽东安排了记者招待会。毛泽东利用这个讲坛不仅向全世界人民辟了谣，而且还再次促使斯大林下定决心重开谈判之门。由于这次记者招待会具有深远的历史价值，现恭录如下：
塔斯社莫斯科二日电：塔斯社记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先生的访问记。
记者问：中国目前的情势如何？
答：中国的军事正在顺利进行中。目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在转入和平的经济建设。
问：毛泽东先生，您在苏联将逗留多久？
答：我打算住几个星期。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
问：您现在考虑的是哪些问题？可否见告？
答：在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
此外，我还打算访问苏联的几个地方和城市，以便更加了解苏维埃国家的经济与文化建设。
毛泽东在莫斯科的答记者问，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西方谣传不攻自破。这不仅说明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地位，而且也说明了毛泽东在当今的国际舞台上有着很大的影响。对此，斯大林一定会认为：毛泽东的记者招待会对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他作为一代纵横大家，又必然会看到毛泽东此举的真正目的是：利用记者招待会，向全世界说明他此次苏联之行的第一个目的就是关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换言之，如果斯大林再避而不谈废除一九四五年与南京国民政府签订的条约继而再与毛泽东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那就等于在向西方美、英帝国主义说明：苏联还想借助于昔日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压迫中国。直言之，所谓的中苏友好只是一句空话。这不仅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无益，而且也必然会损伤他这位共产国际领袖的形象。笔者推想：斯大林读过毛泽东的答记者问后，一定会发出这样的感叹：好厉害的毛泽东啊！……
斯大林几经思索，与莫洛托夫等人协商，最后请莫洛托夫等出面与毛泽东相商解决办法：“毛泽东同志，我是奉斯大林之命前来拜会您，主要是征求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的意见。”
毛泽东一听莫洛托夫的话音，再一看陪同莫洛托夫前来商洽的米高扬的表情，知道他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奏效了。他不卑不亢地说道：“如果中苏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就势必要涉及旧的条约，也就是贵国在一九四五年与南京国民政府签订的那个条约，不知斯大林同志是怎么看待这一问题的？”
“斯大林同志希望先听听您的意见。”莫洛托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