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签署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毛泽东早已成竹在胸了。因而他沉吟有顷，很有条理地讲道：“第一种方案：我认为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对双方都有很大的利益。由于中苏关系在新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到高兴。这样，我们可以在国内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同时，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的条约。”
“这样，也就等于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米高扬在一旁近似敲边鼓的说道。
“第二种方案，”毛泽东又接着说道，“由两国通讯社发一简单公报，仅说到两国当局对于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其他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在重要问题上的一致意见，而不涉及详细内容，实际上把这个问题拖几年再说。这样做，中国外长周恩来当然就没有必要再到莫斯科来。”
“还有第三种方案吗？”莫洛托夫问道。
“有！”毛泽东说罢微微地点了点头，“双方签订一个声明，内容说到两国关系的要点，但不是条约。这样做，周恩来外长也没有必要到莫斯科来。”
“第一种方案好，”莫洛托夫说罢又补充道，“这样，周恩来外长可以来莫斯科。”
毛泽东深知外交无小事，像事关签订中苏友好条约这样的大事，如果事前没有商量定或斯大林点头，莫洛托夫是不敢随意表示意见的。为此，他问道：“斯大林同志的意见，是否是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
“是的！”莫洛托夫说罢又问道，“毛泽东同志，您能告诉我们周恩来到达莫斯科的时间吗？”
毛泽东听后暗自计算了一下，接着近似自语地说：“如果说我的电报元月三日到北京，周恩来外长准备五天，一月九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十一天，这样算来，一月十九日就可到达莫斯科。”
莫洛托夫听后也默默地想了一下，点了点头说：“从一月二十日到月底还有约十天的时间，谈判和签署有关的条约足够了。”
“这样算来，我于二月初就可与周恩来一道回国了。”毛泽东就像打了一个大胜仗似的，可以收兵转战其他的战场了。
“毛泽东同志，”米高扬很客气地问道，“在周恩来外长到莫斯科这段时间内，您希望我们做哪些安排呢？”
“主要是到各地看一看。”……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毛泽东巧妙地运用国际大势中的突发事件，利用召开记者招待会的办法，终于打破了僵局，“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条约”。为此，毛泽东分别于一月二日、一月三日给中央发去电报，商洽《关于周恩来去苏联参加谈判》等问题。
毛泽东深知国情大势，为了新中国的安定和周恩来等同志的安全，他要求周一行“于一月九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不是坐飞机）来莫斯科，由董必武同志代理政务院总理。对外不要发表，待周到莫后才发表”。同时，他建议中央，“恩来同志出国来苏须在政务院会议正式通过，并报告此行系为谈判及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等，此外，“还应约集政府委员之在京者开一座谈会作报告。在两次会议上，应指出这一行动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接着，毛泽东与苏方商定有关周恩来访苏的时间、随行成员等具体问题之后，他还就谈判内容等事项于一月五日电告中央，略谓：
（一）周带十七人左右来此已说好，可以来，无问题。一月九日晚车由北京开车一点，亦已告知此间当局。（二）包尔汉、邓力群及伊犁贸易部长似以恩来到后两三天内即一月二十一或二十二日抵达莫斯科为适宜，或与恩来同一天到达即一月十九日到达，请即决定告我。包、邓等来此所需交通工具，须由此间派飞机，还是由现在新疆之空运团指派一机担任，亦请决定电告。（三）谈判要点及准备工作，你们所指出的各点都是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既然是谈判，就需要展开谈一谈，将我们的观点说清楚。恩来动身后，请中央继续研究，随时以意见电告。关于贸易方面的材料，如果有五天内来不及准备好的，亦可于恩来走后继续准备，随时电告。
简言之，毛泽东虽然远在莫斯科，但是有关周恩来出访苏联的大小问题，都是在他的电示下完成的。
毛泽东在与莫洛托夫、米高扬等的洽谈中，曾就毛泽东出外游览的问题商定，“晋谒列宁墓，去列宁格勒、高尔基城等处看一看，并看一看兵工厂、地下电车（这两项是莫、米二同志提的）、集体农庄等处。又谈到和苏维埃各负责同志谈话的问题”等。为此，毛泽东利用周恩来到达前这段较为空闲的时间，在莫斯科市进行参观和访问。
首先，毛泽东于一月十一日拜谒了列宁墓。
一月的莫斯科是冰雪的世界。毛泽东一行在苏方代表布尔加宁、米高扬等人的陪同下来到莫斯科的中心红场。他驻步红场中央，远眺巍峨壮观的圣母升天大教堂、凝重端正的报喜教堂、彼得大帝以前莫斯科历代帝王墓地的天使大教堂等建筑，似看到了斯拉夫民族悠久的文化历史，以及俄罗斯帝国那辉煌的过去。这时，他作为一位诗人和哲学家，一定会触景生情，想到中国的故宫和天安门广场；自然，他作为一代大思想家又不能不发出这样的自问：彼得大帝的时代结束了，俄罗斯在列宁、斯大林的领导下创建了比沙皇更为强盛的苏维埃共和国；中国的皇帝也早已退位了，可中国却付出了比苏联多三十年的时间才创建了新中国啊！这难道就是因为中国的故宫比苏联的克里姆林宫建得更早、修得更为巍峨壮观的原因吗？……
列宁墓原是木质结构的。一九三○年始改为花岗石和大理石建筑。据介绍：“陵墓结构与色调肃穆、凝重，外面镶嵌贵重大理石、黑色和银灰色的拉长石、深红色的花岗石、云斑石，红色代表革命旗帜的颜色，黑色表达人民的永远悼念之情。”列宁墓一半在地下，一半露出地面。墓顶是平台，是供斯大林等领导人在重大节日检阅用的地方。毛泽东在布尔加宁、米高扬的陪同下，踩着黑色的大理石台阶缓慢地进入陵墓中心纪念大厅，工作人员把毛泽东献的花圈敬放在列宁陵前，然后默哀、三鞠躬，向列宁表示最为崇高的敬意！
毛泽东一生中十分敬仰列宁。可以这样说，在他凭吊列宁墓前，从没有对列宁主义有过半点的怀疑。但是，他清楚列宁的历史功绩是：把马克思主义用于俄国，推翻了沙皇的统治，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他是带着敬慕之心来拜谒列宁墓的。但是，他作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不仅创建了毛泽东思想体系，而且还缔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领袖，一旦站在列宁墓前将会发出何等的感念呢？他自己当然不会说，所有的写书人也都不曾触及这样的事情，但是笔者认为：毛泽东一定会有很多联想和感慨的！
事后，毛泽东的警卫员李家骥曾回忆道：毛主席对我们说，大家都应学习列宁的革命立场和精神。接着他又谈到列宁的遗体问题。当时，他说：“列宁的遗体保存得很好，这说明苏联的科学技术很先进，保存遗体主要为了让人们看后受教育。从个人看，人一死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保存遗体也就没有必要了。”
毛泽东的上述看法是正确的。从政治上看，毛泽东的看法是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相一致的。
然而，毛泽东毕竟是一位大政治家，深知作为开国领袖的责任重大。因此，他在莫斯科参观有关景点之外，仍在集中主要精力处理国内的内政和外交大事。
毛泽东出访苏联的主要目的，是为新中国创造一个生存和发展的国际空间。因此，他一方面要“一边倒”向社会主义阵营，继续指导国内与越南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另一方面要把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争过来。前者，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处理，后者就必须借助于同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苏联来解决。为此，他与苏联外交部部长维辛斯基进行了会晤。有关此次会晤的内容，毛泽东于一月七日早上六时给周恩来与党中央发去专电《关于就否认前国民党政府代表在安理会的合法地位发表外交部声明》。现摘录如下：
建议我外交部给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去一个声明，否认前国民党政府代表蒋延黻继续为安理会中国代表的合法地位。维辛斯基说，如果中国发了这个声明，苏联准备采取一项行动，即如果蒋延黻还留在安理会为中国代表（据称还要当安理会今年的主席），则苏联将拒绝出席安理会。维辛斯基以此征求我的意见。我当即表示，中国外交部可以发表这样的声明。我并说，我的电报一月七日到北京，中国外交部周恩来外长署名的声明可能在一月八日或一月九日发出去。我问他，此项声明电除发给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及联合国秘书长外，是否还需要同时发给苏英美法等安理会会员国？他说，可以发，苏联根据中国的电报就可以行动。此事他声明是以外长资格征求我的意见，我已正式表示同意。请你于接电后迅为办理，争取于九日恩来动身前发出此项声明的电文……此事办理情形望告，并告以一月九日是否来得及发出。
毛泽东或许感到这件事情对确立中国外交格局有着很大的影响，就在发去上述专电的当天深夜十二点，他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的名义拟就致联合国大会主席、联合国秘书长以及有关国家的电文。该电全文于一月八日在《人民日报》上登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代表留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是非法的，并主张将其从安全理事会开除出去，特此电达，希予采纳照办为荷。
接着，苏联外长维辛斯基于一月十三日来到姐妹河别墅，与毛泽东继续商谈，他“建议我国向联合国去电派遣自己的代表出席联合国以代替国民党代表，因现在为国民党代表问题安理会斗争颇紧张，苏联支持我国声明主张开除国民党代表，美、英等多数国家反对开除，故中国有进一步表示之必要，唯时间可待一星期后再电报”。毛泽东同意维辛斯基的建议，有关“代表团首席人选请中央考虑电告，待恩来到此商决”。
这时，周恩来已经动身来莫斯科。中央接到毛泽东的电报之后，商定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出任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毛泽东收到电报之后，又与我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商谈：“中央议派章汉夫同志为驻联合国首席代表，规格是不是低了一些？”
“按国际惯例，各国驻联合国大使基本上是副部长级，而章汉夫同志也是我国外交部副部长，就规格而言并不低。”王稼祥如实答说。
“汉夫同志在国际上的影响，是不是还不够大啊？”
王稼祥已经明白了毛泽东的想法：为了在联合国树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形象，需要派一位在国际上有影响的领导人出任驻联合国首席代表。由于王稼祥是一位组织原则极强的同志，他认为自己不可以与毛泽东一道商议这类大事，于是策略地说道：“我个人的意见，等总理在中途某一个大站休息的时候，请他给主席挂长途电话，你们在电话中商定。”
一月十八日，周恩来驱车到达斯维德洛夫斯克车站。王稼祥奉命赶到迎接，并把毛泽东的意见转告了周恩来。因此，周恩来在该站与毛泽东通了电话，商决了我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一事。对此，毛泽东在发给刘少奇的《关于任命张闻天为驻联合国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电报中说：“今日下午四时半与恩来通电话……觉得章汉夫资望方面有不够之处，可做副手，出席联合国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以洛甫（即张闻天）担任为适宜……周恩来说，高岗、富春都认为洛甫可充外交代表，唯未事先征得洛甫本人同意。请你于发表之同时去一电给洛甫，说明因时间关系不及征求他同意，请他谅解。”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虽由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任命，但作为主席毛泽东认为需履行一定的手续，并通过媒体向中外宣布。为此，他在该电报中又明确指示：“政府委员会完成任命手续可待将来第六次会议为之。如你认为有必要，可于明天（十九日）邀集政府各副主席及各党派主要负责人一谈。”同一天，毛泽东亲笔“起草了一个致联合国的电报，如中央同意请于明天（十九日）发出并公开发表”。由于周恩来即将到莫斯科，毛泽东认为应用副部长李克农的名义发表如下这篇文稿：
一九五○年一月八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周恩来外长向联合国发出照会，要求联合国及安全理事会将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非法代表予以开除。此项照会，已承赖依先生复电表示收到，并转达安全理事会各会员国。现在我再通知你们，主席先生和秘书长先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业已任命张闻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会议和参加联合国工作包括安全理事会的会议及其工作的代表团首席代表。我并请求你们，主席先生和秘书长先生，回答我的下列两项问题，即（一）何时开除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非法代表出联合国及安全理事会，我认为这样的反动残余集团的非法代表到现在还留在联合国及安全理事会，是完全不合理的，应当立即开除出去；（二）以张闻天为首席代表的合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团何时可以出席联合国及安理会的会议并参加工作，我认为应当迅速出席并参加工作。以上各项，请予速复为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