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
李克农
一九五○年一月十九日
由于美、英西方诸帝国主义国家无理干涉我国内政，以简单多数为由，否决了新中国进入联合国的权利，继续让台湾霸占着安理会的席位。自然，奉调入京的张闻天等同志也未能登上联合国的讲坛。但是，我们由此可知，身在莫斯科的毛泽东为打开国门，让世界各国了解新中国，付出了何等多的心血啊！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在指挥国内四大野战军的作战。他一方面关注第三野战军进攻舟山群岛准备工作情况，另一方面又在为第四野战军修订海南岛作战方案。更为重要的是，他还为第一、第二野战军解放西藏巧作部署。
由于金门岛战役全军覆没，毛泽东对解放海南岛分外重视，他要求四野林彪等一定审慎用兵。当他收到邓华司令等的电报，认为在旧历年前准备工作来不及以后，他当即电复：“不要勉强，请令邓（华）赖（传珠）洪（学智）不依靠北风而依靠改装机器的船这个方向去准备，由华南分局与广东军区用大力于几个月内装置几百个大海船的机器……争取于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另外，他在研究了四野有关海南岛作战方案之后，认为有忽视政治手段的倾向，又作出如下指令：
（三）海南岛与金门岛情况不同的地方，一是有冯白驹（琼崖纵队司令兼政治委员）配合，二是敌军战斗力较差，只要能一次运两万人登陆，又有军级指挥机构随同登陆（金门岛是三个不同建制的团又无一个统一的指挥官，由三个团长各自为战），就能建立立足点，以待后续部队的继进。（四）请要十五兵团与冯白驹建立直接电台联系，并令冯白驹受邓、赖、洪指挥，把琼山澄迈临高文昌诸县敌军配备及敌海军情况弄得充分清楚，并经常注意其变化。（五）同时由雷州半岛及海南岛两方面派人（经过训练）向上述诸县敌军进行秘密的策反工作，勾引几部敌军于作战时起义，如能得到这个条件，则渡海问题就容易得多了。在目前条件下，策动几部敌军起义应该是很可能的。此事应请剑英、方方、冯白驹诸同志特别注意用力。华南分局应加以讨论，定出具体的策反办法，并于三四个月内获得成绩。
（甲）请刘（伯承）邓（小平）贺（龙）三同志于最近期内（例如一月中旬）会商一次，决定入藏的部队及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等项问题，并立即开始布置一切；（乙）迅即占领打箭炉，以此为基地筹划入藏事宜；（丙）由现在（一月上旬）至四月中旬以前共三个半月内，被指定入藏的军队，应争取由打箭炉分两路，推进至西康西藏的接境地区，修好汽车路或大车路，准备于四月中旬开始入藏；（丁）收集藏民，训练干部；（戊）闻西藏只有六千军队，而且是分散的，似乎不需要我在上次电报中提议的三个军，而只需要一个充足的军或四个师共约四万人左右的兵力，即已够用，唯需加以特殊政治训练，配备精良武器；（己）入藏军队可定为三年一换，以励士气。
刘伯承、邓小平、贺龙收到毛泽东的电令之后，立即会商进军西藏的问题，并确定由张国华率十八军等部队担负解放西藏的任务。毛泽东在收到西南局于一月七日有关进军和经营西藏的方案之后，于一月十日下达了《关于进军和经营西藏问题》有关部署。略谓：
（三）经营西藏应成立一个党的领导机关，叫什么名称及委员人选，请西南局拟定电告中央批准。这个领导机关应迅即确定，责成他们负责筹划一切，并定出实行计划，交西南局及中央批准。西南局对其工作则每半月或每月检查一次。第一步是限于三个半月内完成调查情况，训练干部，整训部队，修筑道路及进军至康藏交界地区。有些调查工作及干部集训工作，需待占康藏边界后才能完成，并为促成康人内部分化起见，务希于五月中旬以前占领康藏交界一带。（四）关于西北局方面应协助之事项，请西南局与西北局直接遇事商定，并请西北局筹划各项应当和可能协助之事项，指导所属妥为办理。（五）关于中央负责之一部分侦查工作，请聂（荣臻）令二局注意办理为要。
说到新区的土改，主要是关于富农政策的修订。由于江南、华南地区的富农，多与大中城市中的民族资产阶级尤其是中小资本家和手工业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搞不好，会影响城市金融的稳定。为此，毛泽东在国内一直关注这一问题。他来到莫斯科之后，还就富农问题与斯大林交换了意见。对此，他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作了如下记述：
“斯大林同志曾在我向其报告土改政策时，提议将分配地主土地与分配富农土地分成两个较长的阶段来做，即使目前农民要求分配富农多余的土地，我们固不禁止，但也不要在法令上预作肯定。我们虽对中国半封建富农作了解释，并说明对资本主义富农并不没收，他仍举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为例，要我们把富农看成是严重的斗争。他的中心思想是在打倒地主阶级时，中立富农并使生产不受影响。”
但是，毛泽东并没完全接受斯大林关于富农的意见，他根据中国的实际尤其是江南富农的实际，提出了在土改中必须进行修改富农政策的意见：
“去年十一月政治局会议时关于江南土改应慎重对待富农的问题亦曾提到过，因此事不但关系富农而且关系民族资产阶级，江南土改的法令必和北方土改有些不同，对于一九三三年文件及一九四七年土地法等，亦必须有所修改。”
由此可见，毛泽东是何等的实事求是。而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也就是毛泽东克敌制胜、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的指导思想的精髓！
另外，毛泽东为了推动新区土改的顺利进行，他在莫斯科期间曾赞同江青去新区看一看。为了惜墨存史，现恭录毛泽东于一月四日凌晨四时发给刘少奇并转江青的电报。略谓：
一月一日来电已悉。同意你去新区看一看，但须得少奇同志同意。如果他同意的话，则应以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员的名义由中央组织部写介绍信给新区党的组织。因此还须和廖鲁言（时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秘书长）同志谈好，并得到他的同意。到新区后注意只收集材料，不发表意见，并须顾到不要给当地党政以较多的麻烦。以上统向少奇同志接洽，由他作决定。
毛泽东在等候周恩来的期间，还挤时间去列宁格勒参观访问。笔者推想，当他驻步冬宫，参观列宁领导十月革命的经过时，他不仅会想到巴黎公社的起义，而且他还会想起自己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艰难。然而，他毕竟领导中国人民历经千难万险，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啊！当他返回莫斯科不久，二十日周恩来率团到达了莫斯科。
周恩来在接到毛泽东要他出访苏联，配合毛泽东与苏联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电报后，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准备工作中去了！但是，当他再收到毛泽东专电，叮嘱他为确保安全，一定要严格保密纪律。指示中央在周恩来到达莫斯科之前，任何人不得泄露他出访的消息之后，内心涌动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情潮！与此同时，他又很自然地想到蒋介石派遣万能台、炸毁毛泽东专列的案件。为此，他请来了李克农：“炸主席专列的案件有什么进展吗？”
李克农报告说，我有关部门通过空中电波，截获了来自台湾的情报，得知台湾方面派来一位高级特务，在北京负责指挥；同时还获悉，潜伏在北京的万能台，是通过一个小姐和他联系。周恩来听后问道：“查到这位小姐了吗？”
“查到了。”接着，李克农又报告，“我们通过外汇银行等系统，查到了原辅仁大学一位学艺术的计小姐，她过去不仅与外国人同居，而且最近她还常去天津，到专办外汇业务的银行，取由香港寄来的外币。”
“她与这个案件有什么关系吗？”
“我们分析，这位计小姐很可能就是那位中间人。为了不打草惊蛇，我们暂时把她控制起来了。”
“查到潜伏台的方位了吗？”
“查到了，就在南池子一带。但是，这里都是大杂院，不知这部与台湾联系的潜伏台藏在谁家？我想，只要这位计小姐去送活动经费，潜伏的万能台就暴露了。”李克农看着沉思不语的周恩来，又说道，“当然，我们也做了这样的分析：万一这位计小姐和潜伏台是通过其他人联系呢！”
“很有这种可能！”周恩来断然说道。
“为此，我们也做了这样的安排，通过化装侦查，缩小潜伏台的方位，最后再出奇兵，一网打尽！”
“我看这种方法比较可靠！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在主席回国之前，必须破案！”
周恩来就要赴苏联访问了，他作为一国总理不能不想如何让人民过一个欢乐的春节。为此，他又与中财委主任陈云交谈：“陈云同志，春节就要到了，远在莫斯科的主席，很是关心上海的‘红盘’开市啊！”
“总理到了莫斯科，请转告主席，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充足的大米、棉花和煤，敌人妄图用这两白一黑在春节和我们较量，他们的失败是肯定了的！”陈云说罢又提醒道，“主席已经有一个多月不在国内了。很快，中外也就知道总理到了莫斯科，这在敌人尤其是台湾的蒋介石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啊！”
周恩来准备完毕之后，于一月十日凌晨，率中国政府代表团乘火车赴莫斯科，会同毛泽东与斯大林及苏联政府谈判。代表团成员有李富春、叶季壮、欧阳钦、吕东、张化东、伍修权、赖亚子等。他们历经十天的时间，于一月二十日到达莫斯科，受到苏联政府有关官员的欢迎。周恩来在车站发表演说，郑重指出：“中苏两大国家进一步的友谊和团结，对于世界和远东和平进步事业毫无疑义将有重大的意义。”接着，他在王稼祥大使等人的陪同下来到姐妹河别墅，与久别的毛泽东相见之后，又向毛泽东报告有关的情况。毛泽东听后十分满意。但当他们讲到和苏联政府进行会谈的时候，毛泽东仍存有疑虑地说道：“斯大林同意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但他并没有讲新条约内容的实质。因此，我们只能备而无患，后发制人。”
“苏方有没有可能先提出一个草案呢？”周恩来问道。
“我看极少可能。”
“据我所知，”王稼祥从旁说道，“苏方官员是很难见到斯大林同志的。通常情况，是在斯大林讲出方略之后，莫洛托夫、米高扬这些同志才开始研究条约的内容。”
“稼祥说得是对的，”接着，毛泽东说道，“从我与斯大林不多的几次接触中，他是灵魂，绝对不参与具体事务的商谈。因此，我和斯大林会谈过后，谈判和制定条约就交由恩来去办了”。
“我会在主席的领导下，尽心尽力地完成这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
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出席列宁逝世二十六周年纪念大会。是日晚，毛泽东与周恩来又进行了会商。最后，毛泽东举重若轻地说道：“从现在起，我们都安心地睡它一个好觉。明天也就是一月二十二日，与斯大林举行会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