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过去了，春天和夏天也过去了，萧瑟的秋风一起，便把大海上的潮气和浓雾全都吹了过来。庄园上的日子就愈发沉闷，令人厌倦。
于是玛丽·格鲁伯小姐就拿起了她的毛瑟枪，跑到石楠花遍布的荒野上去猎取兔子和狐狸，遇到什么鸟儿就打什么鸟。在荒野上，她曾不止一次与诺尔贝克坡地来的贵族帕勒·杜尔先生相遇。他也带着枪支和猎狗。此人身材高大、魁梧强壮。他们在一起交谈时，他总是念念不忘要炫耀一番。他自夸可以同菲茵岛上的伊斯科弗庄园已故的庄园主布洛肯胡斯先生比个高低，而这位布洛肯胡斯先生的神力在当时是非常出名的。帕勒·杜尔先生也步他的后尘，在大门上拴一根铁链，铁链上挂着一支打猎吹的号角。他打完猎骑马回家时总要拉住这根铁链，把自己连同**的骏马一起拉得直立起来，再吹起那个号角。
“你来亲眼看看吧，夫人。”他说，“再说诺尔贝克的空气新鲜得很！”
玛丽究竟是什么时候到他的庄园上去的，手稿上没有记载。不过在诺尔贝克教堂的烛台上却有着记载，蜡烛台上刻有“诺尔贝克大庄园的帕勒·杜尔和玛丽·格鲁伯敬赠”的字样。
帕勒·杜尔先生既有强壮魁梧的身材，又有一股子蛮劲。他喝起酒来如同海绵吸水一般，是一只永远装不满的无底桶。他睡觉时的鼾声像有一窝猪在吼叫，他的脸看起来总是又红又肿。
“他像猪一样愚蠢，却又工于心计。”那个如今是帕勒·杜尔夫人——早先的玛丽·格鲁伯小姐说道。她不久就腻烦了那种生活，然而腻烦却并不能使日子过得更好过一些。
有一天餐桌早已摆好，饭菜已经凉了，可是帕勒·杜尔先生却在外面猎狐狸，而那位夫人也不见了踪影。帕勒·杜尔先生直到下半夜才回到家里，可是杜尔夫人却彻夜未归，第二天早晨仍没有回来。她朝诺尔贝克背过脸去，既不打招呼，也不告别，干脆骑上马一走了之。
那天天色昏暗，潮湿阴冷，寒风阵阵，吹得透心彻骨。一大群黑色的鸟儿在她的头顶上盘旋、聒噪，可是它们同她不一样，不像她那样无家可归。
玛丽先往南走，一直走近德国的边界。她变卖了两只镶嵌宝石的金戒指，换来了一些盘缠，然后又往东去，接着又返身折回西边。她放眼望去，却看不到可以容身的地方，于是她怒火中烧，责怪所有的人，责怪她自己，甚至连仁慈的上帝也落了不是。她的脾气坏透了，她病倒了，浑身上下软弱得连迈步的力气都没有了，于是她便一头栽倒在荒野的土堆上。一只凤头鸡从土堆里探出头来，像平日一样朝着她喊道：“你这个贼，你这个贼！”她倒从来不曾偷过邻居的任何东西。不过当她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她曾经指使别人掏过树上的鸟窝，这会儿她想起了这桩亏心事。
从她躺着的地方可以看得见海滩上的沙冈，那边必定有渔夫居住，可是她竟没有力气爬到那边去，她已经奄奄一息了。白色的大海鸥在她头顶上盘旋、啼叫，就像老家花园里的白嘴鸦、乌鸦和寒鸦。那些鸟儿飞得越来越近，到最后她似乎觉得那些鸟儿全都是黑色的了，她眼前一黑，什么也看不见了。这时已是黑夜了。
待到再睁开眼睛的时候，她已经被人抱了起来。一个身材高大、体格强健的男子汉用胳膊把她托了起来。她怔怔地看着他，只见他满脸的络腮胡子，一只眼睛上有道很深很长的伤疤，眉毛仿佛断成了两截。他把浑身瘫软的玛丽抱到船上，被船主训斥了一顿。
那艘船第二天就起航驶往远方。玛丽·格鲁伯小姐没有回到岸上，也就是说她随船一起走了。可是不知道她还会回来吗？若是回来的话，在什么时候和回到什么地方呢？
对于这些事情，那位本堂牧师也还能讲出个究竟来，那倒不是他自己生编硬造出来的故事，他是从一本可靠的古书里念到了这一段奇特的经历，我们自己也都可以去把这本书找来阅读一下。丹麦的历史学家路德维格·霍尔堡曾经写出了那么多值得一读的书籍和令人喷饭的喜剧，从这些书籍里，我们可以一目了然地看清他的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人物。他在自己的信函里讲到了玛丽·格鲁伯，讲到了他在何时何地和她邂逅的。这真是值得我们洗耳恭听的，不过我们也不要因此把养鸡婆格丽思忘掉，尽管她坐在气派十足的鸡棚里，日子过得逍遥自在。
光阴荏苒，又是许多年过去了。
那是1711年，鼠疫在哥本哈根流行。丹麦的王后忙不迭地回她在德国的娘家去了，国王也离开了王国的京城。凡是能出城躲避的人全都逃走了。那些享受免费食宿的大学生也都逃出城去，他们之中坚持到最后的那一位也在当天清晨两点钟光景拔腿走了，离开了紧挨着雷根斯大学宿舍区的那栋“波克校舍”。他背起了鼓囊囊、沉甸甸的行囊，里面塞满了书籍和手稿，而衣服却穿得很少。城市上空笼罩着潮得发黏的浓雾。他走过整条大街，街上却空无一人，只见有些人家的房门上或者大门口画有十字，那就是说屋里有死人或者屋里的人全已死光了。甚至那条从“圆塔”通往王宫的宽阔而弯曲的大街——也就是被称为“商街”的闹市区——也见不到人的踪影，只有一辆运尸的大马车辚辚驶过。马车夫挥舞着马鞭使劲赶车，驾辕的马匹都撒开四蹄飞奔，车上堆满了尸体。那个年轻的大学生用手捂住了自己的脸，拼命地嗅着他随身带着的一个小铜匣里的吸饱了酒精的海绵。从街上的一个酒馆里传出一阵阵鬼哭狼嚎似的歌声，听了令人毛骨悚然。那是人们在通宵达旦地酗酒，以消磨长夜，想要忘却死神已经站在门口，就要动手把他扔上运尸车，让他同别的尸体为伍。大学生转身就朝着王宫前的大桥走去。在运河的水面上停泊着两三艘小船，其中有一艘正在起锚解缆，要驶离这个瘟疫肆虐的城市。
“倘若上帝想让我们活下去，并且开恩赐给我们一阵顺风的话，我们就能驶向法尔斯特岛的格里姆松德海峡。”船主人说，他还询问了一下这个想要搭乘便船的大学生的姓名。
“路德维格·霍尔堡。”大学生回答说。在当时，这个名字听起来同别的许多名字一样默默无闻，可是现在却成了丹麦人引为自豪的名字之一，而那时候霍尔堡还只是一个无人知晓的年轻大学生。
那艘船从王宫前面徐徐驶过，当它驶进开阔的海面时，天还没有大亮。一阵海风吹来，把船帆吹得鼓起来。而那个大学生竟把脸朝向清风，进入了梦乡。其实这样脸朝着风是最不可取的睡法。
到了第三天清早，这艘船已经停泊在法尔斯特岛外。
“你们在这个地方有没有个把认识的人可以让我花一点点钱就住下来？”霍尔堡向船主人打听道。
“我想你不妨到波尔胡斯渡口去找摆渡的女人。”船主人说，“倘若你懂礼貌的话，就称呼她的全名索伦·索伦森·米勒妈妈。不过你若是对她过分殷勤的话，她倒反而会怒气冲冲。她的丈夫犯罪被捕了，只有她自己在撑摆渡船，她很有力气！”
大学生背起行囊来到渡口的小屋。屋门没有锁上，门闩也是打开的，他便走进屋里去。他走进一间砖石铺地的房间，一条可以睡觉的宽长凳的脚上拴着一只白色的母鸡，旁边还有几只小鸡。母鸡把水盆掀翻了，地板上到处淌着水。屋里没有人，隔壁房间也没有人，只有一个摇篮，摇篮里躺着一个婴儿。后来摆渡船终于回来了，船上坐着一个人，是男是女却很难分辨。那人身上裹着一件宽袖大氅，头上戴着高顶宽檐的风帽。那艘船靠岸了。
从船上下来的是一个女人，她走进屋里。当她直起腰来的时候，她的模样依然体面，黑色的眉毛底下一双骄傲的眼睛炯炯有神。她就是索伦妈妈——撑摆渡船的女人。不过白嘴鸦、乌鸦和寒鸦会叫出她的另外一个我们熟悉已久的名字。
她的脸色阴沉忧郁，不愿多说话，不过总算还好，他们谈定了：大学生可以无限期地吃住在这里，因为哥本哈根的疫情实在太厉害了。
常常有一两个老实巴交的市民从附近的集镇上到摆渡人的小屋来串门，有刀具匠弗朗兹和收税吏西弗特。他们在摆渡人的小屋里喝上一大杯啤酒，还同大学生谈天说地，讨论问题。大学生是个精明能干的年轻人，他熟悉自己的本行，正如他们所说的那样，他会读希腊文和拉丁文，还通晓许多高深的学问。
“懂得的东西愈少，所受的压力就愈小。”索伦妈妈说。
“你的日子太艰辛啦。”霍尔堡有一天对她说。那时她正忙着用很浓的碱水浸泡衣服，还自己挥舞着胳膊把树根劈成柴火。
“别管我的事情。”她回答道。
“你从小就这样忙碌个不停吗？”
“你看看我的双手就明白了。”她说着便伸出她的那双纤细、瘦小却又粗糙、有力的手来给他看，那双手的指甲都磨得光秃秃的了，“你不是挺有学问的，什么都能看得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