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意思是说，我再也见不到他了吗？”
“恐怕不会了。”
“那他到底怎么了呢？”
“这问题就交给我了，我需要关于他的准确描述，还有你能提供的所有他的来信c”
“我在上周六的《纪事报》上登过寻他的广告，这里是这份广告，还有他的四封来信：”
“谢谢。那你的地址呢？”
“坎博威尔区，里昂街三十一号。”
“我记得你一直没有安吉尔先生的地址。那你继父的工作地点呢？”
“他为韦斯特豪斯一玛班克商行各处推销酒水，这商行是芬切齐街一家很大的红葡萄酒进口商。”
“谢谢你，情况你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把这些文件留在我这里，别忘了我给你的建议，这件事就这样过去吧，不要让它影响了你的生活。”
“福尔摩斯先生，我知道你是善意的，但我做不到，我会对霍斯默忠诚，我要让他一回来就知道我作好结婚的准备了。”
尽管头上的帽子有点不伦不类，脸上显得怅然若失，可是她对感情的绝对忠诚却彰显出一种高贵的气息，使我们不禁肃然起敬。她把那一叠纸放在桌上，转身离开了，答应只要招呼她就会过来。
福尔摩斯仍然指尖对着指尖，两腿向前伸着，抬头盯着天花板，静默了好几分钟。然后，他从架子上取下那只圆润的陶制老烟斗——在他眼里烟斗就是他的顾问。他把烟斗点上，靠在椅子上，吐出一团团浓浓的蓝色烟雾，脸上露出无限的柔情。然后说道：
“这位女士本身就是个很有意思的研究对象，比她的小麻烦要有意思。她的麻烦还是那老一套，翻翻我的资料索引，一八八七年安道夫的案子就和这案子差不多，去年海牙的案子也跟这有些相似。故事是个老故事，不过还是有一两个细节是很新的。但这姑娘却很能发人深思。”
听到这里，我说：“看来你从她身上看出了很多我看不到的东西。”
“华生，你不是看不到，而是没注意。你不知道看哪儿，所以忽略了所有重要的东西：我从来就没能使你明白一对袖子的重要性，或者一个大拇指甲能说明什么，又或者鞋带上能发现一些大问题。你从这位女士的外表看出什么来了？说说吧。”
“呃，她戴着蓝灰色的宽边草帽，上面插着根砖红色羽毛，身着黑色短外套，上面缀着黑色珠子，镶着黑边，礼服是比咖啡色深的褐色，领子和袖子上有紫色条形长毛绒布。手套是浅灰色的，右手食指处已经磨破。不过鞋子我倒没有看到。她体型略胖，戴着沉甸甸的金耳环，从总体看，她应该很富裕，生活挺闲适，不过有点庸俗。”
福尔摩斯轻轻鼓了鼓掌，笑了起来，“华生，我不是说奉承话，你比以前强多啦。你描述得的确不错。你是忽略了所有关键点，不过观察方法不错，并且你对颜色非常敏感。不过，伙计，永远别只凭整体印象判断，要集中注意细节。看女人第一眼我总是看袖子，看男人的话第一眼看裤子膝盖处会更好些。就像你看到的那样，这位女士袖子上有长毛绒，这就透露出很多线索，就在手腕稍往上一点的地方有两道压痕，很明显，这是打字员压在桌子上留下的痕迹，使用缝纫机也会留下这种痕迹，不过只会在左臂上，并且是离拇指最远的地方，而不是像这样正好穿过袖子最宽的地方。然后我扫了一眼她的脸部，发现鼻翼两侧有夹鼻镜留下的痕迹。因而我大胆猜测她近视、打字，这似乎让她有点惊讶。”
“我也很惊讶。”
“不过这确实很明显。接下来，我往下看了一眼，很惊讶地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她脚上的两只靴子尽管区别不明显，但的确不是一双，一只鞋头上略有装饰，另一只却只是平面。并且一只靴子的五颗按扣只扣上了最下面两颗，另一只扣的则是第一、三、五颗。你想，一位平时着装整齐的女士，出门时穿的却是不成双的靴子，并且只扣了一半按扣，很轻松就可以推断出她离家时肯定很匆忙。”
“还有呢？”我饶有兴致地问道，对我朋友那透彻的分析，我总是很感兴趣。
“顺便提一下，我注意到，她着好衣装离开家前写过便笺，你注意到她右手手套食指处破了，不过显然你没注意到她手套和手指上都沾着紫色墨水，一定是她写字时太匆忙，蘸墨水时笔浸得太深了。并且肯定是今天早晨的事，否则手指上的墨迹不会那么清晰。这一切都很有意思，尽管也很简单。不过我该做事了，华生，请你给我念一念那份寻找霍斯默·安吉尔先生的启事，好吧？”
我把那一小块印刷的纸片凑到灯前，只见上面写道：
“霍斯默·安吉尔，男，于十四日清晨失踪，身高五英尺七英寸，体格健壮，肤色灰黄，黑色头发，头顶略秃，髭须浓密乌黑，戴浅色墨镜，声音低沉。失踪时身着黑色礼服，胸前有丝质镶边，内穿黑色马甲，挂着金质表链，下身穿灰色海力斯粗花呢裤子，脚穿侧面有松紧带的褐色长筒靴。曾于莱登霍尔街一家营业所供职，如有人提供——”
福尔摩斯打断我说，“到这儿就行了。”他瞥了一眼那些信，接着说，“至于那些信，很普通，除了有一处引用过巴尔扎克的话外，没什么其他和霍斯默有关的事。不过有一点肯定能给你留下很深的印象。”
我接口道：“这些信都是打字机打出来的。”
“不止这些，连签名都是打出来的。看看信尾处整齐的‘霍斯默·安吉尔’几个小字，注有日期，不过除了‘莱登霍尔街’没有具体地址，这个签名说明了很多东西，实际上可以说是结论性的东西。”
“关于什么的？”
“亲爱的伙计，难道你没看出这个签名和本案有重要关系吗？”
“如果不是他企图不承认自己签名，以防有人因他毁约提交诉讼，我就看不出什么重要的了。”
“不，那并不是关键。不过，我要写两封信，这就能解决问题。一封写给本市一家商行，另外一封写给那位女士的继父——温迪班克先生，问问他能否于明天下午六点到此与我们会面。我们可以和她这些男性亲属打打交道。现在，医生，在未收到这两封信的回音之前，我们没什么可做的了，我们可以把这件小案子暂时先放一放。”
我有充足的理由信任我的朋友在行动中那精妙的推理能力和超人的精力，他完全可以胸有成竹、从容不迫地应对这件奇特的谜案。据我所知，他只失败过一次，只有波希米亚国王和艾琳·阿德勒照片案一次。但只要想到“四个签名”中的那些怪事，还有“血字的研究”中的那些离奇的情况，我就觉得，要是他都解决不了，这就真说得上是离奇的谜案了。
我离开时，他还在抽着那只黑色的陶制烟斗。我相信，明晚我回来时，他就已掌握了所有线索，足以了解玛丽·萨瑟兰小姐那失踪的新郎的真实身份。
那时，我正忙于治疗一位病重的患者，第二天又在病人床前忙了一整天，直到接近六点才闲下来，我出门登上一辆双轮小马车，向贝克街驶去，有些担心是否会赶不上为解决这个谜案出一份力。不过我见到福尔摩斯时，发现他独自在家，瘦长的身子蜷缩在扶手椅中，马上就要睡着了。桌上摆着整整一排的试瓶试管，散发着刺鼻的盐酸味，说明他一天都在忙于他喜爱的化学实验。
“喂，解决了吗？”进门时我问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