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有一群死心塌地、忠诚追随的信徒，最热心的，如陈罔市、陈慈霭、王洪如、郭慈华、周鸳、周慈华、朱殿元、陈仁和、杨春莲、孙阿杏、陈慈智等，因为他们热心护持，我于是南北两地来回，就这么断断续续地直到一九五七年，因为高雄佛教堂的建筑设计图工程浩巨，那个时候台湾经济不是十分繁荣，大家负担不起，不容易一下子就建好，所以只得陆陆续续地增建。
到了佛教堂的图书馆完成后，我就暂借图书馆讲经说法，这个时候已是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左右了，我请香港的月基法师来台湾。当他到了台湾，我邀他参观宜兰念佛会和高雄佛教堂，请他从中选择一处，驻锡弘法。他选择了高雄佛教堂，我非常高兴，因为我觉得月基法师为人亲切，也欢喜和在家信徒往来，我就向高雄佛教堂的居士们推荐。
高雄的居士们在我一再说服之下，勉强同意，当时我安慰他们说，我请月基法师住持，我做监院；如果你们不接受的话，我连监院都不做。如此双方达成协议，月基法师也就前来就任住持了。
但是这时候，佛教堂从一开始就隐藏着的问题都陆续发生了，前面说过，佛教堂的重要干部都是苓雅寮布教所的信徒，他们都是台南普明灯居士的群众，皈依普明灯，法名都跟别人不同，比方叫“虚空住”、“宝妙宝”、“妙成就”等，都是三个字的名字。我一直没有见过普明灯居士这个人，据说自从一九五三年我到高雄，这些信徒正式皈依三宝之后，他就不肯再来高雄了。
这个时候，许多皈依自性三宝的老师、长老们，又再回来佛教堂，要享受他们领导的权力，如陈明、宋仁兴等。月基法师没有办法对付他们，有时候我来高雄，那许多人都不出面，我走了，他们又来。就这样持续下去，月基法师也感到很难堪。
于高雄佛教堂传授皈依三宝典礼
尤其这个时候，旁边的警察宿舍还没有动工，我们又把他的另外一块地，搭成一个简单的房子，办起幼稚园来。幼稚园一切都筹备妥当，就差登记便可以招生了。这许多人出面，说办幼稚园不重要，佛教堂需要弘扬佛法。他们义正辞严，月基法师就劝我要接受他们的意见。我觉得办幼稚园也是弘法利生，这是新佛教应有的事业，现在有了这么新颖庄严的佛教堂，应该办教育，要一新大家的耳目，但是台南派的居士们就是一直杯葛。
当然幼稚园还是办起来了，请了慈容法师担任院长，慈容法师特地辞去宜兰苏澳水泥厂的幼稚园园长之职，到高雄来担任高雄佛教堂慈育幼稚园的园长。
当年引发“狮子事件”的二只水泥制石狮，如今已从殿内佛前，移至大殿门外
这个时期，有精明能干的周慈华小姐和周鸳女士，她们二人就如同高雄佛教堂的护法神，一个掌握行政，一个掌握财务。尤其周鸳，她每半个月卖出一两万张的彩券，让人摸彩，一张彩券才一块钱，以爱国奖券的后面三个号码来对奖，得奖的人可以获得脚踏车一台，作为奖赏。
这些彩券大概一千张才能兑得到一个奖，有的人把彩券弄丢了，即使中奖也领不到脚踏车，所以每期卖出一两万张彩券，大概只需要几部脚踏车就够，每部脚踏车大约七百元，因此她每半个月大概都能赚得一两万元。
这两位女士为佛教堂热心奉献，再加上陈仁和、朱殿元、方耿伯、陈慈如等护持，佛教堂的法务，就这样如火如荼地展开。但后来发生“狮子事件”，为了两只水泥制造的狮子，究竟要放在殿内佛前？还是放在门外？纷争不休，佛教堂于是严重地分裂。月基法师没有办法处理，他就想退出，要到距离高雄不远的五块厝，建立栖霞精舍。
当时我也觉得他们老是这样争执，近于无理取闹，我不喜欢掺杂在是非圈子里，就和月基法师同时退出了。奇怪的是，也没有人留我们，那许多信徒都鼓励我们一起退出，包括朱殿元、周鸳、陈慈如等也一起退出，就说要另外建寿山寺。不过这样子一来，月基法师去五块厝建道场，我的信徒们在寿山公园的门口建寿山寺，好像大家都放弃佛教堂了。
不过我心里还是默默在想，以我和佛教堂近十年的关系，他们可能还会像过去一样，一直不肯放我，要我回来。但世间的因缘难定，之后也不曾有人再跟我提起，他们都要我到寿山寺，我就跟他们一起到了寿山寺，所以问题很快就得到解决。
高雄寿山寺所在地，本来是一个商人要建饭店的地方，听说都已经挖好了基础，后来我们信徒请他让给道场。高雄人很可爱，他一听到是让给佛教，欣然同意，所以后来佛教堂的信徒就会合到寿山寺来了。
虽然如此，我一向关心佛教，所以仍然默默地注意佛教堂的发展，发现他们从此再也没有出家人领导。在这期间据说也有很多出家人来过，但是来了就又离开，都不愿意住下来，大概知道不容易发展，所以工程也停顿了。
后来我们走了以后，又有一批人慢慢进来，他们不知道前面十年的历史，就认为高雄佛教堂是从他们开始的，佛教堂经过历史的断层，将近有四十年的时间。
这种情况，看在有心为佛教做事的人眼中，就觉得很可惜，这么一个黄金地段所建立的佛教堂，没有僧宝，也没有佛法，多年来就只有纷争，所以有心的信徒除了望堂兴叹，实在是无可奈何，因为他们不懂得佛门的规矩，也不懂得宗教的组织。
高雄佛教堂董事长交接典礼，新任董事长慧宽法师（右七）接任后，率全体新任董监事于佛前宣誓，共同弘扬正法（二〇〇四年六月六日）
不过，后来全体的信徒几乎像革命一样，起来立志革新，要请佛光山法师驻锡弘法，佛光山派慧宽法师前往。慧宽法师在佛光山的徒众当中，是一个很有才华的青年才俊，他也知道前因后果，感到佛教堂应该能为佛教做事，能让佛法放光。于是他在大家的敦请之下，前往弘法，并当选董事长，也带了几位佛光山的男众前去，希望再兴佛教堂。因此，过去几十年来，高雄佛教堂都是走衰运，一直到了慧宽法师前往，法务才算正常，道场重新回复清净庄严，一切才步上轨道。
回顾过去，有几件与高雄佛教堂有关的小事，也值得一提。
第一件事是，当时青年会里有一位十七岁的小女孩叫慈真，人长得天真活泼，上台讲演颇有台风，相当有才华，也很得人缘。忽然之间，不知什么原因往生了。高雄佛教堂青年会的青年视为大事，如丧考妣，后来把她奉安在义永寺。
我到高雄来，青年们就簇拥我去看她，他们说因为慈真临终之前念念不忘师父。当时我也相当重视佛教青年，为了表示对他们的关心，和安慰这么多青年们的心情，我还写了首新诗吊唁。后来，青年们还把诗刻在她的骨灰罐上。第二件事是信徒朱殿元。那个时候，我以撰写的《释迦牟尼佛传》向日本大正大学申请就读博士班，校方审核通过，寄来了入学通知书。我已预备把北投普门精舍的房子卖了，可以有十五万的台币。我想，应该足以应付在日本生活，至少维持个三四年没有问题。
我之所以去日本留学，其目的是因为那时候所有从台湾去日本留学的男众比丘，几乎全军覆没，还俗去了。我就想，我要为男众争一口气，我一定要回来给你们看。
后来，朱殿元知道我要到日本留学，就跟我说：“师父，我们现在都想到您是我们的师父，没有想过您还要去做学生……”
他的话还没有讲完，我就懂了。我心想：“对了，我是你们的师父，没有资格条件再去做学生了。如果要去做学生的话，当初就不应该做你们的师父。我现在已收了这么多的徒弟，怎么可以再去做人家的学生呢？”好，不要去了，博士不要了。从此，打消去日本留学的意思。
在一九五〇年代的当时，能够申请到日本留学，可说是一件相当隆重而且不容易的事情，光是一份入学证，就必须要有多少单位的印鉴证明才能拿到，几乎是厚厚的一本，这些资料如今都已不知存放到哪里去了。当时放弃到日本留学，虽然也有人为我可惜，但我从来没有后悔，今天如果不是因为提到佛教堂，我也早就把此事给忘了。
现在高雄佛教堂的董监事，如邱萧金妹、张美容、林孙淑珍、颜丽容、薛洪紫薇、黄曾龙雀等，他们都是具有正知正见的佛教徒，对佛教堂护持甚力，所以法务更加蒸蒸日上。二〇〇五年期间，我曾到佛教堂与董事及护法们接心、开示，后来也曾和谢长廷先生在佛教堂见面。只是现在我已垂垂老矣，对于佛教事务也管不了这么多，虽然高雄佛教堂现在是佛光山的一个别分院，由佛光山宗务委员会统一管理，但是我再也没有到那里讲过经、说过法，或邀约信徒见面。
不过，我想未来佛教堂最大的困难点，就是旁边的警察局老宿舍用地如何规划。其实，高雄警察局已经没有必要在那里建宿舍了，因为土地不多；可是高雄佛教堂如果没有那块警察宿舍的用地，就会失去绿化环境的空间，所以今后还是要请政府明鉴，为了市容的建设，这个地方应该要有一个整体的规划。
其实，假如政府想要那一块地，也可以拿另一块地跟高雄佛教堂交换，我想象佛教本来就是要为社会服务，大家都乐于护持政府；但是如果政府没有人出面负责，看起来将来这个地方的建设，还是有得拖延。
佛教堂当初兴建在成功一路的这个区域，地点实在是再好不过了，尤其现在和汉来大饭店对面而立，汉来也急于要这一块地扩展他们的事业，但是这个道场是由董事会负责，不是哪个个人可以做主处理的。
高雄佛教堂尤其具有地利之便，可以度许多年轻人，因为过去凡是在前镇唐荣铁工厂、硫酸亚、台肥、中钢等公司上班的许多员工，他们每天上下班都必须经过佛教堂，如果他们当中有百分之几的员工能成为佛教堂的信徒，甚至护法，佛教堂必会有光辉的一天。
在即将前往日本大正大学修学博士学位时，朱殿元（后排左）一句“师父！在我们的心目中，您是师父，地位比博士还要崇高，为什么还要去攻读博士学位呢？”促使我放弃赴日留学，全心投入弘法利生。前排右：月基法师（一九五八年十一日）
过去佛教堂也出过一些人才，如港务局的姜宏效，庆芳书局创办人李庆云，真好味大饭店的董事长王慈书（王俊雄），再如市议员王青连、建筑师陈仁和，还有省议员赵绣娃，都是出身佛教堂，都像佛教堂的儿女一样。
佛教堂有度众的能量，但是没有集聚信徒的永恒发心，大概今天高雄市所有道场，像新兴区的宏法寺，鼓山区的元亨寺、法兴寺、千光寺，包括寿山寺，还有澄清湖的澄清寺、义永寺，燕巢的清然寺，内惟的龙泉寺等，它们的发展，多多少少都与佛教堂的信徒有关。
以上，之所以谈到我与高雄佛教堂的往事因缘，主要是二〇〇九年“国史馆”出版了口述历史《人间佛教的理论与实践——传道法师访谈录》一书，传道法师谈及高雄佛教堂的历史，其中诸多内容与史实不符，念其未曾参与及了解佛教堂过去的历史，因此在此略谈一二，以正视听，还原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