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的佛教其时虽然在香港掌握了主流的弘法地位，但事实上香港佛教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如信徒的服务、文化的推动、经教的宣扬等。尤其当时严宽祜居士成立了“香港佛经流通处”，他先后刊印了一百多种的佛经，流通量超过一百万册以上；甚至为了佛经的流传，他把部分佛经寄放在美国沈家祯博士任教的哥伦比亚大学宗教系图书馆，以及庄严寺的图书馆里。后来他自己也到美国兴建玉佛寺，成立得州佛教会，开办菩提学院中文学校等。
我和严居士一直都有密切往来，他曾担任国际佛光会副总会长，后来也和佛光会合作，在大陆各地兴建希望小学及医院等。我觉得一位居士能够不惜一切，把自己的资产全部投注在佛教文化的发扬，以及教育、慈善事业的推展上，真是古今少有。
另外，当时元果法师也办了一份《香港佛教》月刊，不断把香港佛教的讯息向外界传播，是一份相当具有影响力的刊物，也让香港岛平添了一支文化生力军。
不过这时香港的发展迅速，人口已经超过六百万以上，尤其基督教也在香港积极宣扬、建设，并且凌驾于佛教之上。这时我想，自己应该到香港去尽一份心，于是就经由当时在佛光山读书的学生文瑜和瑞姗介绍，在九龙的地方找到一个小房子，派依如法师前往，这就是佛光山在香港弘法的第一个据点——佛香精舍。
但是这时香港佛教已经成为东北法师的天下了，依如法师以一个台湾来的比丘尼身份，忽然到了这里，坦白说也难以在他们当中立足。好在依如法师很低调地在佛香精舍的小房子里，整整住了十年，周旋在各长老法师之中，慢慢地也获得他们的认同，后来也给她一个香港佛教协会理事的名义。
依如法师是在一九八三年到香港，直到一九八七年，有一位“法住学会”的霍韬晦居士出版了一本《法住》月刊，要我为他写文章。他是香港人，一向没有什么往来，但他邀请我到“法住学会”去讲《般若心经》，我也欣然应允。
他的地方不大，只能容纳二三百人，但是有了这次的因缘，后来就有信徒出面，邀我到油麻地梁显利社区服务中心去讲演，接着又转往沙田大会堂，这里的场地比较大，能容纳一千多人。
我在沙田大会堂讲了两年，香港的佛教人士热心闻法，两年后，也就是一九九一年，这时有一个很好的因缘，就是李小龙的女友丁佩小姐，她是香港的知名艺人，有一天她跟我说：既然香港有那么多人喜欢听经闻法，大师你为何不到香港红磡体育馆去讲呢？
当时我听了就顺势跟她说：“丁小姐，你好热心！既然你有心，那么何不就由你来负责策划？如果你出面安排，我愿意到香港红磡体育馆去讲。不过我有一个条件，我们弘法就是要让大家都能欢喜，如果我到红磡去讲，希望讲演的第一天能请到香港佛教协会会长觉光法师，以及副会长永惺法师来致辞。”
丁小姐很爽快地回答说：“这个没问题！”事情发展到这里，我当然也就只有随缘，于是这样开始了我在香港红磡体育馆的讲演。这一讲直到二〇〇六年，每年都有三天或五天的讲座。每次讲座方式，有时候是整场从头到尾都由我主讲，有时也会找香港的社会名士或佛教信徒来串场讲说，如香港理工大学潘宗光校长、香港大学李焯芬副校长，以及何显贵律师、翁裕雄医师等，都曾参与法布施。
三皈五戒暨禅净密三修法会于香港红磡体育馆举行（佛香讲堂提供，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十六日）
曾经我也把佛光山人间音缘及梵呗赞颂团带去，以梵呗、歌唱弘法，甚至也邀请香港佛教的青年法师，如愿炯法师就曾参加过唱颂弘法。另外还有香港的一些广东歌手、演艺人员，如冉肖玲、邝美云、曾志伟、黄耀光、陈晓东等，也都曾经做过一些表演，甚至香港“四大天王”之一的郭富城，都曾参与讲座演唱佛歌。
香港红磡体育馆是香港一所综合性室内多用途表演场所，二〇〇九年香港主办第五届东亚运动会时，这里就是赛场之一。另外，由于红馆是香港室内场地座位最多，也是少数可以开设四面看台的场地，最多可达数万席，因此许多艺人都希望在此开演唱会，并且以此为荣。
但是香港的信徒告诉我，在我之前，不曾有法师在这里举办过讲座，所以他们说我是唯一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佛经讲座的出家人。其实我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反而让我感动的是，香港信众信仰佛教的教性很强，闻法的态度很积极恳切。香港人通常移民到一个地方，都是先问哪里可以拜佛，再问如何赚钱，可见他们的信仰之虔诚、恳切。
尤其当他们听闻佛法回家后，当晚马上把法喜分享给全世界的亲朋好友，因此一年一度的红馆佛经讲座才举办过几年就被香港信众乃至一般社会大众视为年度盛事，许多移民外地的民众，每年必定从世界各地回到香港来听经，甚至后来随着大陆内地对出境到香港旅游的开放，更有来自各地的民众专程到香港听经，参加皈依受戒。
由于听讲的群众一年比一年多，已经远远超过香港红磡体育馆所能容纳的二万人，所以后来不得已只好卖门票，每张入场券票二十元港币，希望借此“以价制量”。不过事实上，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讲座，每次开支浩大，确实也需要一些补助，所以后来慢慢成为惯例，每年大家也都很乐意主动地早早预约订票，如此一来主办单位也可以掌握人数，预估座位。
就这样，随着红馆讲演一年接着一年举办，佛光山在香港道场的信徒也不断增加，于是从一九八三年最早位于亚皆老街的“佛香精舍”，发展到一九九一年在窝打老道买了一个比较大的佛堂，定名为“佛香讲堂”。没想到，相关的弘法活动，一年比一年热络，每天都有一二千人以上在那小小的讲堂进出。有时，信徒为了参加法会在窝打老道排队，经常排了一二公里之长，良好的秩序，连警察都赞叹。
于香港伊丽莎白体育馆主持“甘露灌顶三皈五戒典礼”，为三千五百位信众传授三皈五戒（佛香讲堂提供，二〇〇九年一月十日）
一直到二〇一〇年，基于实际的需要，也感谢香港政府给予方便，又于九龙湾宏光道亿京中心设立香港佛光道场。这一路走来，总算台湾的佛教也能在香港跻身一角，加入香港佛教的弘法行列。
目前香港佛光道场仍以弘法及从事文化传播为主，并有社教、公益、慈善活动等。在这个典型的都市型弘法道场里，设有大殿、美术馆、滴水坊、会议室、图书馆、录音室、儿童室、教室、禅堂、斋堂等，是一所兼具教育、文化、信仰、修行及联谊、休闲等多功能的道场。我们的目的，只是希望道场的设立，可以让身处经济高度发展、生活步调紧凑的香港大众，能够找到一个身心安顿的地方。
设于香港的佛香讲堂外观（余蕙兰摄）
在香港的弘法，历任住持有慈惠、依如、永妙、满莲等。现任的满莲法师，在香港服务将近二十年，在她的领导下，从“佛香讲堂”到“佛光道场”，除了例行的念佛共修及年度法会之外，在文教方面办有都市佛学院、儿童班、青年团、妇女法座会、义工培训等多元化佛学课程；二〇〇九年更成立“数位网路电台”，希望透过现代科技，扩大弘法的范围与功能。
另外，为了走出寺院，展开社会教化，成立“人间佛教读书会”，每个月并应香港、澳门及深圳等地信徒之请，前往举办“美化人生佛学讲座”，前后已达二十年之久。二十年来，每逢佛诞节公共节日，更于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办“佛诞嘉年华”，每次都吸引众多社会人士参与浴佛净心，据说这十年来参与的人数更超过十万人以上。
除此，二〇〇五年开始举办的“佛光亲子运动会”，每年在体育馆或体育场举办，每次都有千余个家庭参与，甚至香港社会福利署还特别指派属下的综合家庭成员参加。
近年来为了推广环保，他们除了编印手册，大力宣导使用环保碗筷外，还举办环保系列讲座、环保DIY，并于大屿山种植一万棵树，以及举办净滩活动等，这些活动也获得了社会的认同与大力响应。
香港佛光缘美术馆开幕。左起：香港大学副校长李焯芬、凤凰卫视总裁刘长乐、民政局局长曾德成、前香港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国家宗教事务局副局长蒋坚永、佛光山住持心培和尚、中联办沈冲部长、香港惩教署署长郭明亮、香港佛光协会会长陈汉斌（二〇一〇年四月一日）
尤其让人津津乐道的是，二〇〇四年三月十八日，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举办“海峡两岸佛教音乐展演”，聚集大陆及台湾两地的法师同台演出，不但轰动一时，也写下了两岸三地宗教交流史上的新页。
另外，为了推展社会慈善救济，特别成立慈善委员会，负责推行发展、赠医施药等社会福利工作。尤其自从一九九一年香港佛光协会成立，由慈惠法师担任首任会长之后，在历任会长林耀明、吴其鸿、陈汉斌、邝美云等人的带动下，与道场一起合作，除了抚孤恤贫，乃至济助越南船民等慈善救济之外，他们也到监狱布教，像石壁监狱、芝麻湾惩教所、东头惩教所，甚至重刑犯的赤柱监狱，都可以看见佛光人经常前往关心受刑人的身影。
国际佛光会香港协会暨佛香讲堂，于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行“佛诞嘉年华”，有十万市民参加（二〇〇九年五月二日）
于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主持佛诞节浴佛仪式，郭富城（右二）以“普善之星”身份参加，有十万人与会（永会法师提供）
尤其，香港佛光协会，对社会的老病贫苦，更展开全面的关怀服务。例如，每星期都有义工到医院关怀病者，以及以电话关怀长者，甚至亲自上门探访等。遇有特殊节日，也会主动送上温暖，如腊八送粥传暖意、端午节送粽子、中秋节送月饼、年底为老人中心会员举办围炉，以及九九重阳节敬老活动等。
澳门特首崔世安赠澳门地标之一“观音莲花苑”观音水晶像（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由于佛香讲堂与佛光会多年来除了文教弘法以外，对于社会的公益活动、慈善救济等，一直都很积极投入、参与，因此也获得了教界及香港政府的肯定。例如，一九九五年东莲觉苑主动交由佛光山管理，弘法精舍也提供给佛光山成立佛学院；甚至香港政府更于一九九八年与佛香讲堂合作，提供百分之八十的资金，成立“罗陈楚思老人中心”，为千余位长者提供服务；乃至香港佛光协会也曾荣获香港政府颁发“公益金特别筹募奖”等，这一切在在证明，只要真心为大众服务，总会得到共鸣。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一年一度的红磡讲演，多年来我几乎每年至少要到香港一次，有一年我的证件过期，无法入境香港，香港当局居然破例让我不必签证就入境。所谓“一袭僧装无价宝”，诚乃不虚之言，它使我在海内外各地云游弘法，经历许多意想不到的方便。当然，我也期许自己不能辜负社会大众给我的好因好缘，所以要以佛法来回报大众，只要哪里需要佛法，我就到哪里去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