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印度是个很美的地方，尼赫鲁先生说得对，他说：“印度是世界的文化古国，但假如没有佛教，印度还有什么文化可言呢？”
可惜的是，印度出了这么一位大圣者、大觉者——佛陀，却没能改善印度的阶级制度纷争，真如佛陀所说：“我如良医，知病予药，汝若不服，非医咎也；我如善道，道人善路，闻之不行，非道过也。”
后来，我也禁不起华侨们的再三催促，说要把位于波罗奈斯鹿野苑里，由李俊承居士所独资捐建的中华佛寺，交由佛光山来管理。
当时，我们一面开山建寺，一面训练人才，可说是分身乏术。不得已，在华侨们的敦促之下，就派马来西亚籍在佛光山出家的慧性法师前往接办管理。
慧性在当地吃苦耐劳，也度化了许多的儿童、印度人学佛，但由于他的性情太过于耿直，受到一些华侨们的欺负，不得已他又回到马来西亚去，让我们也失去了中华佛寺这个重要的弘法基地，甚为可惜。
由于我这一次到印度去，不是佛教访问团，于是就有时间到圣地一一去礼拜，尤其在菩提场的菩提树下，我捡了许多的菩提叶，把它当作珍宝一样带回台湾与人结缘。
我又在佛陀说法的台上请回了琉璃砖，和佛陀涅槃场的五谷砖，甚至用瓶子装了恒河沙，把它们备好带回台湾。
我知道我在佛光山即将要启建的大雄宝殿，需要这些当作安基之用的圣物，因此，现在佛光山大雄宝殿的地基下，有这许多来自佛陀故乡的琉璃砖、五谷砖、恒河沙等圣物作为安基，所以有人说，佛光山大雄宝殿的佛祖很灵感。与圣地有因缘的地方，怎么会没有灵感呢？
这一次到印度又去访问尼泊尔，预备在尼泊尔蓝毗尼园兴建一个佛光寺。因为过去联合国早有复兴蓝毗尼园的计划，要向世界佛教徒募款，我在台北也发动过赞助，预备将这些基金捐献给尼泊尔，但后来却迟迟不见其动工。
于是我直接跟尼泊尔的政府交涉，希望让我们直接在蓝毗尼园建立道场。后来一位已经认识的尼泊尔皇室顾问洛克达桑先生，他也提出愿意帮忙，只可惜，大陆方面不答应台湾去建寺院，尼泊尔也不敢承诺，好事难以如意，不胜惋惜！
但是，对于在印度建一个寺庙弘法的心愿，我是不愿放弃、也不死心的。时隔五年，我又于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再往印度。这一次，我率领了佛教史上阵容最庞大的台湾佛光山印度朝圣团前往佛教的发源地，朝礼圣迹。
二十一天的期间，我们一行二百余人，除了朝礼印度八大圣地：菩提伽耶的菩提场、蓝毗尼园、拘尸那城涅槃场、王舍城、鹿野苑五比丘迎佛塔、灵鹫山、恒河、那烂陀大学遗址等地，也走访了泰姬陵，可以说，是进行了一次成功的佛教交流与民间“外交”。
承蒙洛克达桑先生感念我的友谊，送给我一颗非常奇妙的雨花舍利，当然非常的珍贵。不过第三次朝圣，也是不巧，遇上了尼泊尔的政治动**。皇宫的宫闱斗争，所以对于建立寺院，也不得办法有什么结果。
我带领二百余人到印度朝圣，这在当时，可说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印度当时的观光事业并不发达，饮食卫生条件都非常的不好，传染病又相当的流行。像过去的续明法师，就是从台湾前往朝圣时，在印度圆寂的。
我从台湾带领了二百余人到印度朝圣，当时大家都警告我，这是非常不智的行为。但是我有信心，我想，人有诚心，总会得到佛陀的加持；于是就在困难重重中，仍然无畏无惧地包了两架国泰航空专机，一架载人、一架载满赈济贫民的粮食、衣物、毛毯以及中国佛教的资料、书籍、佛像等，与当地的人民结缘。
此行终究蒙佛光加被，二十一天来，团员们个个信心增长、欢喜愉快、健康无病，甚至能在巡礼佛陀的圣迹中，升华自身的精神与道念。在圣地朝礼感人至深，有二位团员许真珠、郑景妙发愿在菩提场出家，成就一桩殊胜的美事。我们二百余人的朝圣团，全部毫发未伤圆满归来，这在佛教朝圣史上也算得上是一件很特殊的大事，此行回来，并出版了《佛光山印度朝圣专辑》一书。
说到我们这次的朝圣之旅，平安是平安，但带着这二百余人浩浩****地，实在说，是件非常辛苦的事。现在回想起来，也发生了几件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例如，那个时候坐汽车，常常车子抛锚在路上，等了大半天，却不得人来协助处理。找厕所，走了几百公里了，也找不到一个厕所，迫不得已，大家只好纷纷在路边，以洋伞作为遮蔽，就地来解决重要的生理问题。找食物，印度的饮食，常常大家吃得不习惯、不合胃口，甚至坐飞机误点个二三个小时，是经常有的事情。
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印度泰姬陵（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日摄）
我记得有一次要搭飞机，从早上六点等到晚上六点，听不到一丝丝的作业或回报，后来才听说是飞机有零件坏了，不能起飞，必须到中美洲的波多黎各去调一个零件回来才能起飞。等到晚上，大家饥饿难耐，二百人纷纷**起来，我只好赶紧集合团员们，向大家讲说释迦牟尼佛传，才慢慢地让大家心平气和下来。
又等了很久，还是不见有人出来关心我们，团员们又开始躁动起来，这时，航空公司终于有人出面，派汽车暂时把我们接回旅馆等候飞机。到了半夜凌晨三点，又来通知大家，飞机可以起飞了，于是大家又急急忙忙地搭车前往机场。
关于印度人的这一点，我不太明白，飞机的零件坏了，调另一架飞机来即可，何必大费折腾到波多黎各去调一个零件回来，才肯起飞呢？他宁可大半夜的用汽车把我们全部载回旅馆多住一个晚上，然后他们再来付费补贴。这种折腾，确实需要一些忍耐功夫的。
在印度，给小费的问题，也是件麻烦的事情。由于印度人多，大家不太愿意给小费。但是去到印度一定要给小费，你不给小费，他就不替你服务。例如：在旅馆里，热水瓶要装个热水，没有小费给他，他就告诉你没有热水；你要一杯茶，你不给小费，他就说现在不供应。总之，没有小费，你要什么都没有，大家也就只好给了。
可是给了一次也不行，刚刚给小费的人，才有水可以喝；现在你没给小费，所以你没水喝。这样下去也不得办法，身为总团长负责带队的我们，只好换了大把大把的钱，供应给团员们当小费使用，还得去央求他们，他们才肯得替我们服务。
其实，这也难怪，在贫穷的地方，也应该对他们不必太计较，给他们一些小小的布施。印度人也不是贪心，他们跟美国一样，都是收小费的国家，他们习惯如此，你一点也不肯舍，就会遇上麻烦。有了小费，就有热水、茶水，就不必挂念这些生活日用；加上我们总共包了六台游览车、六名副手、六名导游，每天也都要给。那一次二百余人的行程，光是小费，我估计应该花了台币三十万元左右，几乎是倾家**产地把全部的花费都用在小费上了。
率团前往印度朝圣，在鹿野苑（佛陀最初讲经说法，度化五比丘之处）留影（一九八三年一月六日）
一九八三年三月，我带领着“佛光山印度朝圣团”一行八十四人，第四次前往印度巡礼圣迹，再次踏上佛陀的祖国，内心可谓是悲欣交集，对佛陀的景仰，是无以言之的孺慕情怀。但对印度佛教的衰微，则因伤痛不忍而思奋起。佛光山发展迅速，大家对外界应有相当的认识，不可闭门造车，唯有走向世界，贴近人群，佛教始能深入社会民间，契合人心所需。我期许佛门弟子皆能发心立愿，为佛教扩展新路，让印度乃至世界各地，重新展现佛教的光辉。
因此，后来我派了弟子依华到印度留学，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位到印度求学的比丘尼。依华十八岁跟随我到印度朝圣之后，便发心留在印度学习，并且就读印度国际大学，也曾在达兰萨拉辩经学院学习辩经。
佛教在印度从黑暗时期，重露曙光，至今已近百年，佛法起源于印度，光大于中国，开展于世界各地，今日，各个国家能承受佛教法乳，茁壮成长，随着各国文化的发展而具有不同的特色，渐渐能关注佛陀的故乡，这是我们佛教徒所共同的期待。我们希望佛光重新照耀于印度的土地，为世界和平带来光明。
虽然我对印度多少有一些了解，但华冈的文化大学创办人张其昀先生聘请我，担任该校的印度文化研究所首任所长时，我自觉不是很恰当。但是，那时大家对于印度人如何能在穷困贫瘠的环境中，却依然安贫乐道地快乐生活，有了很大的兴趣，又因我有多次前往印度朝圣的经验，对于印度的八大圣地以及风俗民情了解一二。我也就从一九八四年开始，勉力地担任多年的所长。
一九八五年一月，我再度率领“佛光山印度朝圣团”一行七十六人，展开为期二十一天的圣地朝礼。此次我到印度菩提伽耶，有了在印度买地建道场的念头，后来经加尔各答佛光会前督导钟雪芳的引介之下，终于在一九九二年，我们买下位于印度加尔各答的塔霸华人区一个地方，作为当地信众共修聚会的临时场所。加尔各答佛光协会也同时在一九九二年成立，是印度十一个非汉语系之外，唯一的汉语系协会。
一九九八年五月，应华人的请求，我们正式成立了“佛光山加尔各答禅净中心”，并且定期举办地藏法会、礼千佛、共修法会等活动，以接引当地华人与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