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因为当地寺院场地过于狭隘，因此在比哈省菩提伽耶另觅得一个适当地点，于二〇〇六年创办“印度迦耶育幼院”。其实在此之前，早在一九八九年开始，佛光山丛林学院就与在印度的西藏各佛学院，互相派遣留学生，学习彼此的语言与宗派。
我曾经向徒众提起，印度是佛陀的祖国，身为佛子，都应该在有生之年，至少拥有一次朝礼圣地的纪录。因为当你踏在佛陀走过的路上，你会觉得泥土特别的芳香；当你呼吸着佛陀祖国的空气，你也会觉得空气特别的新鲜；缅怀历史的陈迹，可以令你道心更加坚固；继承佛陀的慧命伟业，可以令你信心更加坚强；跪伏在佛陀的座前，你会感到佛陀慈光的加被；无明烦恼，能可以在瞬间消逝；崇高的人格，可以不间断地升华；人类生命的价值何在，也可以获得明确的肯定。
因此，纵使环境上有任何状况，尽管沧海桑田，圣地胜况不再，但我还是欢喜地一次又一次地前往朝圣，为了发心复兴印度的佛教，于是又有了一九九二年七月份的印度行，我率慈容、永妙、萧慧华等人前往印度。没想到在新德里机场海关，巧遇中、韩、日等国的佛教徒，他们也是要前往拉达克参加佛教庆典，由南印度邦格罗摩诃菩提协会秘书阿难陀比丘、慧性、依华等人，以及新德里的佛教徒专程前来接机，这是我第六次前往印度。
多次进出印度的首都新德里，给我的印象就是“其热如焚”，三十年前如此，三十年后亦然。犹记得首次访印时，因炙热无比的新德里，令人坐立难安，只得用自己的面巾，在当年陈旧旅舍的水泥地走廊上擦过之后，躺在地上才稍感到好一些。其实，地上仍是热的，根本无法入睡，打开稿子，就伏在地上写着我的海外日记。《海天游踪》这本书，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完成的。
在新德里住了一晚，隔天凌晨，又得搭机到拉达克。当飞机抵达拉达克机场时，已有等候多时的摩诃菩提国际禅修中心会长僧伽桑那比丘以及各地高僧大德：拉达克佛教寺院联合会主席暨佛教僧统图登仁波切、藏传黄教首席代表堪布仁波切、拉达克佛教会会长书司坦居士，以及来自荷兰的阿难陀比丘，和法国、韩国、美国、印度、斯里兰卡、新加坡等地的南传、藏传比丘和喇嘛近百人等候。机场外，还有身穿传统缤纷色彩衣饰的当地信徒四五百人，以捧花、薰香、吹打乐器列队欢迎，并有二十辆摩托车当前导，这么一个欢迎的队伍，在我历经世界各处弘法中，可说是一个很特殊的经验。
拉达克位于印度的最西北点，地处印度、中国、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国边境交界，虽然拉达克人终日于各国军事恐惧的阴霾中求生，但仍然念念不忘佛教的祝福。
拉达克的人民，具有勤劳、善良、尊敬、满足的美德，是我见过最具坚强信仰的一群佛教子民，在拉达克的古文化祥和蕴涵下，我不禁唤起内心思古之幽情，期盼在保留当地传统佛教特色之余，也能引注一股现代国际佛教的泉源活力，以振兴印度佛教。
那一次，我们在拉达克成立佛光协会，会中捐赠一千元美金给拉达克协会，并且向他们宣布，预备在菩提伽耶佛陀成道处成立会馆，让世界各地的佛光会员到印度朝圣时食宿无虞。
佛陀当年弘扬佛法，行遍五印度的艰辛，我们犹感在心，今日，能借助科技的发达、文明的力量，要将佛法弘传到世界五大洲不是件难事，只看大家的发心与愿力了。
拉达克，是印度残存的佛教地域中最古老的地区，可追溯到阿育王时期，派遣布教师所达最北的地区，是古代佛教上座部弘传的重镇。若能以此地佛法的力量，再回馈印度本土，则印度佛教的复兴在望。
我应僧伽桑那比丘之邀，前往参加“拉达克磊邑摩诃菩提国际禅坐中心”的开幕会，会中，因僧伽桑那比丘发心兴建贫困学童住宿学校，慈容代表中华佛光总会，致赠二万元美金支持学校的建设。由于当地欠缺水道用水，我也承诺代为筹措水道设施的费用，以彻底解决学校生活用水的问题。
对于佛教的复兴，我认为不在寺院的多少，也不是僧数的多寡，而是在于佛教教育的普及。教育，实是帮助拉达克人民不受贫穷和剥削之苦的途径。你看，日本、韩国的佛教所以兴盛，即归功于佛学研究的普遍、佛教大学设立之多；在台湾，光是佛光山派下就有十六所佛学院，以及国中、高中、大学等多所社会学校，但在佛教发源地的印度，佛教学校却是屈指可数。
今天，佛教徒在印度只占百分之一的人口数，但对许多当地人来说，佛陀的圣地，就是他们讨钱或赚钱的地方，朝圣客就是他们讨乞的目标。一张张哀求的脸庞，我想，钱救得了他们一时，却救不了他们一世。唯有教育，才能令他们改变，唯有佛陀的教育，才能救得了他们的下一代。
所以，我提出每年提供佛教奖学金给十名拉达克的学生，可以到台湾或美国进修深造；一千三百多年前，印度那烂陀大学有学生三万多名，但愿以后拉达克佛教教育，能像那烂陀大学一般的辉煌成果。
我这一生得奖无数，觉得那都是大家的护持所致，但对于一九九五年，由印度全国少数民族委员会委员达摩斯李奥法师，联合全印度佛教大会所有会员推荐，而获得的“佛宝奖”让我最感欣慰。因为这象征佛教界诺贝尔奖的佛宝奖，代表佛教的祖国印度，对一名中国比丘在佛法实践上的肯定与认同，也代表着我多次前往印度所做种种努力的一种见证。
一九九八年二月，我首次到印度菩提伽耶菩提场传授“国际三坛大戒暨在家三皈五戒”，以恢复印度及南传佛教比丘尼教团。印度是比丘尼教团的发源地，中国比丘尼教团能有今日的蓬勃发展，都根源于印度。然而，当时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泰国乃至藏传比丘尼之戒法，却因时代变迁等种种因素而失传，因此我希望借由此次戒会，恢复南传比丘尼教团，使得南传比丘尼教团回归佛陀时代的兴盛。这是我第七次前往印度，此次三坛大戒，有二十三个国家和地区，一百五十多位戒子前来参加，并有十四个国家和地区，三十七位佛教长老大德担任尊证阿阇黎，也是佛教界首次跨越种族、区域、法脉传承的戒会。
印度“菩提伽耶国际三坛大戒”戒师：我为得戒和尚（中）、永惺法师为教授和尚（左）、悟谦法师为羯摩和尚（右）（佛光山宗史馆提供，一九九八年二月十五日）
至于在家三皈五戒，则有近三十个国家和地区，二千五百名在家众参加，这次的戒会，也因此而获得贡噶多杰仁波切致赠佛陀舍利，促成了建设佛陀纪念馆的因缘。
同年五月，我们在印度加尔各答成立“佛光山加尔各答禅净中心”，带领当地的信众共修。
为了落实本土化的原则，并于一九九九年派弟子觉明、满净前往兴办“佛光山印度佛学院”，以培育更多的佛学本土人才；二〇〇二年觉明前往印度德里大学攻读佛学研究所，并于二〇〇四年成立德里大学协会，由德里大学佛学系的系主任萨迪亚帕拉（Prof。Bhiskhu Satyapala）担任会长，会员皆为佛学系的硕博士生，比丘、比丘尼等居多，而觉明则于二〇一一年取得德里大学佛学研究所博士学位资格。
一九九八、一九九九、二〇〇〇年连续三年，我们于印度举办千户万人赈济活动，二〇〇〇年我更派乘禅等五位沙弥前往印度求法，而佛光山丛林学院创办四十多年来，外籍学生已占了五分之二的比例，并有不少拉达克学生，在山上修学期满，又被派回印度佛学院服务。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南亚海啸造成重大伤亡，佛光山也派觉门法师等协同马德拉斯协会会员，募集赈灾物资送至灾区救济灾民，开办“海啸妇女和学生就职训练所”，并成立“海啸孤儿院”。二〇〇五年又派弟子妙如前往印度，陆续开办妇女裁缝班、刺绣班、学生打字班、电脑班等课程，让贫民能有一技之长，远离穷苦生活，提升学童们的品德。
二〇〇六年十月，我应印度奥斯马尼亚大学之邀，在奥斯马尼亚大学泰戈尔礼堂举办“佛教论坛”，以纪念安贝卡博士打破阶级制度的平等精神，并接受新德里大学之邀前往新德里大学文学院大讲堂演讲，主题“般若的空义”，有近千人聆听。
这是我第八度前往印度，我带着心律不整和心脏衰老之虞的色身，在我的主治大夫江志桓主任的陪同下，飞往印度海德拉巴市的十字街道上主持皈依三宝典礼，计有二十万人参加。因为印度出生了倡导平等思想的佛陀、大乘佛教的发起人龙树菩萨，以及积极发扬平等精神的安贝卡博士，为了印度佛教的未来，我勉励大家，共同学习佛菩萨伟大的精神，勇敢走出种姓制度的桎梏。
为小学生们带来文具。他们在苦行林中，没有避风遮雨的教室（一九九八年二月十九日）
二〇〇八年，我派弟子慧显前往印度，成立佛光山印度德里文教中心，为培育印度新一代僧伽，致力复兴印度佛教。二〇一〇年四月成立“印度沙弥学园”，招收释迦族男孩，培育未来弘法人才，由佛光山印度德里文教中心主任慧显法师，担任沙弥教育养成的负责人。二〇一一年七月成立“印度佛光文化有限公司”出版人间佛教书籍、参与国际书展，将我的著作翻译成印地语出版等。
慧显是一九九八年我于菩提伽耶传授三坛大戒的男众戒子班首，当年他在菩提树下发愿要回馈印度，十年后，他如愿地踏上印度的弘法之途，他在当地接引佛光青年学佛，兴办沙弥学园，甚至举办国际慈善义诊，带领着多位国际华人医生，前往比哈省、北方邦以及西马拉亚邦最偏远高山的山谷，在人烟罕至、医疗设施落后等地，给予卫教医疗照护；同时也经常到贫民窟、贱民村等做教育关怀，可说意义重大。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国际佛光会二十年来在全球五大洲的成长茁壮，曾经负责国际佛教促进会的满华、觉门、满和，都分别在其担任执行长任内，无惧艰苦，经常出入往返印度各省，默默耕耘，分别在拉达克（Ladakh）、菩提伽耶（Bodhgaya），安特拉（Andhra Pradesh）、大吉岭（Darjeeling）、德里大学（Delhi Uy）、古吉拉特（Saurashtra tral Gujarat）、邦加罗尔（Bangalore）、清奈（ai），还有在尼泊尔、孟加拉、斯里兰卡等国家地区，陆续成立非汉语协会。
这南亚十一个非汉语系佛光协会，秉持国际佛光会的宗旨与目标，积极于佛教本土化和复兴工作。当中，他们也经常与我交流互动，较具代表性的有拉达克协会的僧伽桑那（Sanghasena）法师，也在世界总会担任理事多年；还有菩提伽耶协会的阿难陀（Ananda）法师、南印安特拉协会会长僧护（Sangharakshita）法师，以及偏远山区的大吉岭协会会长达摩帝如（Dhammadeero）法师，乃至后来成立的德里大学协会会长萨迪亚帕拉法师，以上都是当前在印度佛教界享有德望的长老上座。
另外，许多也是社会贤达的在家优婆塞，来担任我们的会长，带动当地信众。例如：马德拉协会会长安邦（E。Anban）及古笈拉特协会会长索兰奇（Naushad Solanki）。由于他们认同我提倡的人间佛教，并且多年持续不间断地护持，因此，我也经常给予护持赞助他们，踊跃积极参与世界总会在全球各协会举办的世界理监事和会员代表大会。印度之佛教复兴和人间佛教的弘扬，至今渐露曙光。
如果印度不要那许多所谓的“贱民”，可以帮他们安排到世界各地去做劳工，也比做贱民好啊！因为贱民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在人格上受到的损伤、心灵上遭遇的伤害，这真是无比的伤痛。在今日二十一世纪讲究公平、公正的社会里，实在不应发生这许多歧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