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与他们有来往的因缘，因此中华佛学社的总干事杨乘光居士，对我们全团的到来，特别的热心接待，整个佛学社三层楼就成为我们临时的居家。而泰国政府也非常重视我们此次的拜访，为了顾及我们的安全，在访问泰国两个礼拜当中，中华佛学社门口每天都有四个警卫站岗保护。
我还记得，当天下午的记者招待会，有数十位泰国各报的记者来采访我们，有一位记者突然提出抗议，质疑我们在台湾迎接泰王时，怎么可以对在家的信众合掌为礼？对他们来说合掌也是一种顶礼。我们当时回应，并不是以合掌向泰王行礼，而是为泰王祈求三宝加被，经过翻译人员玛古德大学陈明德教授流利的翻译，记者们才释怀。
陈明德教授，非常的年轻，外表斯文清秀，说得一口流利的中文。一个泰国人能把中文讲得这么好，实在很不容易，特别是他对于大乘佛教的经典，非常倡导尊重，当时他也正在进行翻译中国大乘经典为泰文，我们觉得这位居士，对未来中泰的佛教会有很大的贡献。可惜，日后当我们回到台湾不久，即听闻他遽然去世，才三十八岁的青年才俊就这么离开人世，今后这种人才到哪里去找？不免叹息佛教痛失人才。
我们在泰国的两个礼拜中，访问过僧王第十五世颂德帕桑卡拉查尊者（Sharaja）。听说僧王有中国潮州人的血统，他六十二岁才开始学英文，六十五岁时已经能讲出一口流利的英文，我们去访问他的时候已经高龄九十岁。亲切和蔼的僧王，和我所看见的泰国比丘大大不同，一见到我们就呵呵直笑，开朗的笑容始终挂在脸上，僧王对我们说：“中泰佛教两国的血统是分不开的，不少的泰国人都有中国姓，拿我说吧，我就是姓蔡，我的祖父就是一位华人。”他又继续表示：“中国的佛教是属于北传，泰国的佛教是属于南传，其实，南传佛教也好，北传佛教也好，总是以释迦牟尼佛为信仰中心，所以中泰两国佛教，不应该有彼此之分。”
没见到僧王前，我原本一直以为南传佛教并不承认北传佛教，没想到这位高龄的僧王、慈祥的长者，却有着这么开明的见解，顿时让人肃然起敬。
宗教厅安排的行程里，我们参观了泰国著名的玉佛寺、云石寺、郑王庙、菩提寺等，还参观佛教医院，带我们畅游湄南河，总之就是热情接待，令人感激。我尤其对于能在早晨，看到泰国如同佛陀时代比丘托钵的那种风光，记忆深刻。
如果某家信徒想要发心供僧，他们就必须在天刚亮时，将饭菜准备好，摆在桌子上，当比丘托钵经过时，信众就恭敬合掌，然后将准备好的饭菜一一倒进比丘手中的钵；除了饭菜外，他们还会准备水果、鲜花，一起供养比丘。而在信众供僧的过程中，比丘与信众彼此间并无交谈，也不攀缘，只是静默地进行着供僧的仪式。当比丘们右手托钵，左手拿着鲜花，三五成列或者独步慢行，前往每户人家应供时，那宁静肃穆的气氛，总让人感到无比庄严。
在访泰行程的第八天，七月三日，泰王普密蓬特别在王宫里面设宴，招待供养我们午斋；据说，这是泰王首次接见外国的僧众，足以见得泰王对我们的重视。泰王接见我们的时候，一看到我们便站起来向我们作礼，而为了顺应泰国南传佛教的规矩，我们也只能老实坐下，不敢有任何回礼。
泰王的风采高贵大方，英挺的样貌令人赞叹，他诚恳地向我们表示，他很感谢大家在台湾热烈的欢迎他，他在台湾的时候，看到农村家庭也供奉着观世音菩萨，感到非常的欢喜，他还说道：“我从台湾回到泰国，一下飞机后，就跟僧王说，我到台湾最大的收获便是佛教徒送了我一部中文《大藏经》。”为此，这次我们来访，泰王特地回送我们一套泰文《大藏经》，以法宝互为礼，表达对我们的友好之意。
在我看来，其实泰国的佛教很单纯，它不像中国的佛教，重视学术、学理的研究；泰国的佛教皇派林立，比丘每天托钵接受信徒供养，一切事务都由在家的信徒，或者净人去服务。而生为泰国男子，一生都要出家一次，出家时间随每个人志愿而定，可以说，在泰国是以出家当比丘为荣，比方说：我们每每和泰国政要见面，介绍人就会说，某某部长出家十年、某某教授出家二十年，却不会说，某某人是哪间名校毕业，曾有过什么丰功伟业，他们以出家时间愈久，愈显得身份荣耀。
至泰国普门报恩寺拜访华僧僧王普净法师（一九七九年十二月）
在访泰期间，得知泰国对外来的佛教团体，也有着平等的尊重，诸如华僧宗务委员会、柬埔寨佛教皇务委员会、缅甸佛教皇务委员会等。每一派的宗长，他们都自称华僧僧王、柬埔寨僧王、缅甸僧王等，当然不比泰国僧王那样的崇高重要，但地位却也相当尊贵。
我们曾去拜见龙莲寺的住持，也是华僧僧王普净大师，他是广东潮州人，一位很热诚待人的长老。当初泰国在设立华僧事务委员会时，即礼请他担任尊长，领导百余华僧及十余所佛寺。普净长老对于提升华僧地位有着不可抹灭的功劳，更是在泰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时不只是华僧跟随他，寺庙内还有上百位泰国的年轻沙弥，我那时候想着，如果普净长老能把这一群泰国沙弥教成中国大乘佛学的学者，以后何必分什么南传、北传，佛教就能融为一家了。
南传佛教代表参加国际佛光会世界大会
在佛教访问团的出参中，诸多的好因好缘，可以说是我与南传佛教的初次接触，往后与南传佛教的结缘，也主要以泰国为主。像是一九八五年，设于曼谷的世界佛教青年会，首次在佛光山举办学术会议，承蒙他们邀请我担任荣誉会长。而我与总部位于泰国的世界佛教徒友谊会，也是颇有渊源，分别在一九八八年、一九九二年、一九九八年、二〇〇六年四次主办过大会，在一九九二年第十八届大会中，被推选为世佛会永久荣誉会长；第二十一届大会，世佛会颁赠予我“佛教最佳贡献奖”，而这些另有篇章细说，在此不多述了。
在一九八七年，应马佛总主席金明法师暨新加坡佛教界之邀，我率领二十人访问团，前往新马等地弘法访问，在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邀约下，参加在槟城举行的“南北大师喜相会”讲座会。他们推举我代表北传佛教，与代表南传佛教的达摩难陀法师共论教义，透过这个因缘，让更多人深入了解南北传佛教，当时共有三千余人一同与会，场面隆重。
我以为，无论是南传、北传佛教，无有高低对错之别，每个国家地方更因为历史、地域、气候因素各有差别，佛教顺应当地，而有了各自的发展空间模式，但是，无论如何，佛教的教义必定是相同的。
这样的想法，促使我常常思考如何让国际佛教团体间交流与合作，此后，国际佛光会在一九九三年于佛光山举办了第一届“国际佛教僧伽研习会”。有越南明珠长老、泰国素提瓦若（Ven。 Suddhivaro）、缅甸三达吾他法师（Ven。Sandawuntha）、荷兰狄法米特、印度达摩帝如（Ven。Dhammadeero）、僧伽桑那（Ven。 Sanghasena）、孟加拉潘蒂特等五大洲十六个国家的僧众和信众参加。此后，此研习会相继于温哥华、悉尼、巴黎、香港、台湾等地陆续举行。
尊崇佛制，严谨恪守戒律的南传佛教，并不一定全为上座部教派，以泰国为例，原本全属南传上座部的派别，后来慢慢发展，也产生了大众部，其中最大的两派，分别为华僧宗及越南僧宗。而上座部随着时代的演变，也产生了法身寺的派别，法身寺想要集合数十万的比丘、数百万的信徒并不是难事，他们真有如此的实力。
泰国法身寺以禅修著称，因为与佛光山发展理念相同，而有意互结为兄弟寺。一九九三年十月十七日及隔年二月二十五日，我与法身寺住持帕苏达玛雅那（Phra Sudhammayana）上座，分别在佛光山和泰国法身寺共同签署缔结兄弟寺，立约共创人间净土，可以说为南北传佛教交流开启新页。
佛光山与泰国法身寺缔结兄弟寺，与法身寺住持帕苏达玛雅那上座共同主持（一九九四年二月二十五日）
我们与法身寺缔盟为兄弟寺后，双方来往密切。尤其一九九八年为了佛陀舍利到佛光山永久供奉，从西藏必须经第三地来台，最后选定在泰国，除了世界佛教徒友谊会的协助外，法身寺也厥功至伟。其他如：美国西来寺举行祈求世界和平法会、美国南加州联合庆祝佛诞节，以及佛光山第七任住持晋山升座典礼，法身寺亦派代表列席，并以传统仪式祝祷，我们和法身寺有着实质上的宗教文化交流。
其中，经常担任法身寺翻译人员的范淑智小姐，台湾中坜人，初时在法身寺学佛五年，就担当起法身寺的中、泰文翻译，与我们互动来往密切。她曾欢喜地表示，她在法身寺不是从事职业，而是一种“没有待遇的工作”，因为没有待遇，她把它当作是自己的人生使命，因此每天都很充实、快乐。诚如所言，从范淑智小姐二十年来活力充沛的投入法身寺法务活动中，可以感受到她的发心与欢喜。
由于法身寺应用了大众部的教理，因此他们对佛法的解释自然趋向于北传佛教。没想到这样的发展却在一九九九年遭受到泰国佛教界的批评，认为法身寺对佛教义理的解释及言行不如法。
面对这样的抨击浪潮，我即刻义不容辞撰文《认识法身寺的贡献》回应，文章同时译成英文，刊登在一九九九年六月《普门》杂志二三七期。
我在文章中表示，法身寺开山以来，对于佛教及社会的贡献良多，可以列出四点：
一、推动佛教国际化：法身寺除了在世界各地建寺弘法之外，还以泰文、英文、中文、日文、法文、德文等多种语言出版佛法书籍，并经常举行国际佛法研习会。目前法身寺是世界佛教徒友谊会及世界佛教青年友谊会会员，也是联合国非官方组织的成员之一。
二、促进弘法现代化：法身寺首开先河，将罗马文版的巴利大藏经输入电脑，让佛陀的教义得以传播到世界各地，这种以现代方式弘传佛法的方式，十分值得佛教界学习、提倡。
三、提升僧伽教育：法身寺对于僧伽教育颇为重视，多年来法身寺比丘、沙弥在参加泰国僧人年度高考时，中榜率均高居全国第一。法身寺也不断派优秀的成员前往日本、美国、英国、比利时和台湾等地深造佛学，为佛教界培育许多僧才。
四、净化社会人心：法身寺经常为大学生、妇女、各公私立机关及社会人士举办佛法传薪营、结夏集训、佛法头陀营、禅七法会、星期佛学班等课程，对于人心的净化发挥了很大的功用。
佛门有一句话说：“若要佛法兴，除非僧赞僧。”国际化是佛教必然的趋势，现代化是佛教进步的关键，僧伽教育是佛教万年的基业，净化人心是佛教向来的目标，对此，法身寺都作出了卓著的贡献。
法身寺广开法缘，以开放的包容力弘扬佛法，这样的菩萨道场，自创建以来，始终秉持他们的创寺主旨“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而法身寺的住持每个月只停留在法身寺三天，听取报告、主持会议，其余时间全在丛林道场教育人才，行政工作全权委由副住持管理。这和中国佛教，住持向来只负责领众梵修相同，也和我的理念不谋而合。我一向主张：“住持要管法，不要管事。”
无论遭遇何种风波，法身寺仍然弘法领众不断，与我们的交流从未断过，像是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法身寺副住持帕琶瓦那维利亚坤（Phra Bhavanaviriyakhun）带领十四位法师及信众参加佛陀纪念馆落成开光典礼。而二〇一二年七月，法身寺派遣六位优婆夷管理团来山参访交流，为了让寺内六百多位的优婆夷常住女众可以安身立命，法身寺正在规划新的管理大楼；而这六百多位优婆夷，身着白衣，头发整齐，发心在法身寺内服务奉献，终身不婚嫁，如同佛光山的师姑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