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国的电话是第二天上午打来的。“秦墨，你过来一趟。东方家园地下室。我们找到了点东西。”
秦墨到的时候，地下室的铁门开著，门口停著两辆检测车。他沿著台阶走下去，走廊里亮著临时拉的灯线，日光灯管把水泥墙壁照得惨白。配电室的门开著，赵建国站在里面，手里拿著一个透明证物袋。
“在这个夹层里找到的。”赵建国指了指墙壁上一个敞开的暗格。那面墙被重新粉刷过——就是那天晚上有人来刷的那面墙。但现在，那层新漆被铲掉了，露出后面灰色的水泥。水泥墙上有一个洞，大约三十厘米见方，里面是空的。
赵建国把证物袋递过来。“施工记录。材料验收单。还有一份手写的备忘录。”
秦墨接过来，隔著袋子看那份备忘录。纸已经泛黄了，边角捲曲，字跡是用原子笔写的，歪歪扭扭，像是在很暗的光线下写的。备忘录上写著：
“2009年11月，工地进了一批保温板。味道很重。我问了工头，工头说別管。我打开一箱看了看，板子上印著1989年的生產日期。二十年前的板子，还能用吗？我去找了监理，监理说这事不归他管。我又去找了甲方，甲方的人让我別多管閒事。12月，我写了一封举报信，寄到了建设局。没有回音。我不知道这封信有没有人看过。如果有一天有人找到这份东西，说明我没有白写。——张志远。”
秦墨的手指握紧了证物袋。他站在那里，看著那些歪歪扭扭的字，看了很久。
“张志远。”他的声音很低。
“你认识？”赵建国问。
“我查的失踪案。2010年失踪的。就是这个张志远。”秦墨把证物袋举起来，“这是他写的。”
赵建国沉默了。“他在备忘录里说，寄了一封举报信到建设局。”
“建设局。”
“2009年的建设局。那时候管工程质量的。”
秦墨把证物袋还给赵建国。“赵组长，这份东西，我能复印一份吗？”
“能。”
秦墨把备忘录的复印件装进口袋里。他走出地下室，站在花园里。天灰濛濛的，云层很低，花园里的长椅上坐著一个老人，在抽菸。不是昨天那个老太太，是另一个人。他看著老人看了一会儿，然后拿出手机，给沈牧之发了一条消息：
“找到了。张志远没有白死。”
沈牧之回覆：“他没有白死。方诚也没有。”
秦墨把手机放进口袋里，上了车。他坐在驾驶座上，没有发动。脑子里一直在转——张志远写了举报信，寄到了建设局。2009年。没有人管。然后他失踪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那份备忘录的复印件，又看了一遍。最后一句话——“如果有一天有人找到这份东西，说明我没有白写。”
“你没有白写。”秦墨对著那张纸说。他把复印件折好，放回口袋里，发动了车子。他没有回档案室，开到了建设局。
建设局在市政府大楼旁边的一栋灰色楼里。秦墨把车停好，走进去。大厅里很安静，偶尔有人拿著文件走过。他走到前台，出示了证件。“你好，我想查2009年的信访记录。”
前台的工作人员是一个年轻女人，眨了眨眼睛。“信访记录？那要去档案室。三楼。”
秦墨上了三楼。档案室的门开著，里面坐著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正在看电脑。秦墨说明了来意，男人站起来，走到一排铁皮柜子前面。“2009年的信访记录，都在这了。”他搬下来一个纸箱子，放在桌上。
秦墨翻了一个下午。
2009年的信访记录有十几本，每本都有几百页。他一本一本地翻，从1月翻到12月。大部分是投诉噪音、投诉违建、投诉物业。他没有找到张志远的名字。翻到11月的时候，他的手停住了。
有一页被人撕掉了。
页面的边缘还留著一小条纸，上面有几个字的残跡——“保温板”“石棉”“东方家园”。他把那页纸举起来，对著光看。残跡很清楚，是原子笔写的，跟张志远的字跡不一样。这一页是被人撕掉的。不是他自己撕的，是別人。
秦墨把信访记录本放下。“这本记录，有人借过吗？”
男人看了看借阅登记本。“2010年3月，建设局內部借阅过一次。借阅人——赵志远。”
秦墨的手指握紧了桌沿。赵志远。2010年3月。张志远3月15日失踪。
他站起来。“谢谢。”
他走出建设局，站在门口的台阶上，点了一根烟。天快黑了，路灯亮起来。他站在台阶上，抽完那根烟。脑子里拼出了一个图案——张志远写了举报信，寄到建设局。有人把信转到了赵志远手里。赵志远看到了信。然后张志远失踪了。信访记录本上那页被撕掉了。
他拿出手机，给沈牧之发了一条消息：“举报信寄到了建设局。转到了赵志远手里。然后被撕掉了。”
沈牧之打了电话过来。“赵志远已经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