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奇怪的是，她没有像以前那样立刻后悔，也没有马上想撤回。她只是把手机放在桌上，第一次很安静地等。
乐乐那边没有立刻回。
一直到快凌晨一点，屏幕才亮起来。
不是文字，是语音通话。
宋荷接起来时，手指都在发抖。
那头很安静，像是在宿舍外或者楼梯间。乐乐开口第一句就是：
“你现在说话方便吗？”
宋荷低低应了一声。
然后她听见乐乐很慢地呼出一口气。
“我刚刚把你那段看了三遍。”
她喉咙一紧，没说话。
“宋荷，”乐乐声音很低，“你终于肯把你最难看的那部分给我看了。”
这句话没有一点嘲讽，反而轻得近乎心疼。
宋荷眼眶一下就热了。
乐乐继续说：“我也承认，我以前总觉得很多事自己扛一下就过去了。可后来我才发现，不说不是在保护你，是在把你挡在外面。”
电话那晚打了很久。
她们第一次不是围着某一场具体误会打转，而是把更深的习惯、更早形成的自我保护方式一点点掰开来看。宋荷说自己从小就怕给别人添麻烦，怕一开口显得要得太多，所以索性先说自己不要；乐乐说自己太早习惯被家里、被老师、被周围人当成那个“能扛住”的人，久了连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示弱。
这些话说出来，并不会立刻让生活变轻松。
可它们第一次让她们都清楚地知道，问题到底在哪儿。
再后来，她们开始试着建立一些很笨、却很具体的规则。
比如加班太晚就只说“我今天不行”，不硬撑着回复正常；比如临时有事不能见，就直接改时间，不让对方靠等来理解；比如谁情绪已经到边缘了，就先说一句“我现在状态差，等会儿再聊”，而不是消失了再回来补一个解释。
这些规则听上去一点也不浪漫。
可成年以后的关系，本来也不是靠浪漫就能撑住的。
真正把她们重新拉到“并肩”这个词上的，是一场发生在乐乐家里的事。
那年冬天，乐乐母亲查出需要做手术。消息来得突然，家里一团乱，父亲在电话里只会说“你看着办”，妹妹又慌得只会掉眼泪。乐乐一边要请假回北方，一边还得处理手头已经接下来的案子和学校的事，整个人几乎是硬绷着在转。
她给宋荷打电话时，声音听起来平静得异常。
“我要回去一趟。”
宋荷心里一紧：“什么时候？”
“明早。”
“你现在在哪儿？”
“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