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官学的衰落与私学的兴起
私学，是源自民间的一种办学形式，与官学相对。春秋战国时期私学的兴起是中国教育制度上的一次历史性大变革，符合时代进步的潮流，开辟了中国教育史的新纪元。
一、私学兴起的主要原因
私学的兴起，主要是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一，官学衰落、学术文化的下移使私学获得了产生及发展的必要条件；其二，士阶层的崛起使私学的存在价值得以显现。
（一）官学衰落，学术下移
带有贵族学校性质的官学在西周末年就已经形同虚设，到了春秋时期，更是名存实亡。导致官学衰落的原因来自于多个方面：首先，王权衰落，礼崩乐坏。春秋时期的周王室日渐沦为争霸诸侯的傀儡，共主地位丧失，大权旁落，规范政治秩序和伦理道德的礼制体系被破坏殆尽。各诸侯国为了在竞争中取胜，越来越重视军事力量的积累和实用人才的选任，以礼乐之教为核心的官学显然难以满足现实需要，必然趋于式微。其次，战争频繁，统治者无暇顾及文教事业。春秋时期战乱连年不断，王室、诸侯都忙于争权夺利，根本无心关注学校教育，无论国学还是乡学都日趋衰废。再次，世袭制度使贵族子弟无心向学。世袭制度决定了贵族子弟无须学习亦可获得权力和财富，贵族中普遍存在“可以无学，无学不害”[1]的思想，人人心怀苟且，得过且过。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办学、求学的积极性。
随着官学的日趋衰废，掌管学术的文化官员必须在动**的社会中寻找自己的出路。拥有专门知识和技术的王官百工携带文献典籍、礼器乐器，逃离官府，流落四方。“学术官守”“礼不下庶人”的教育传统已经难以维系，“天子失官，学在四夷”[2]成为历史的真实写照。这些拥有一技之长的文化人分散至各诸侯国，进而扩散至士阶层乃至庶民，使原本由贵族垄断的文化学术下移到民间，私学由此孕育产生。
（二）士阶层崛起
士，原本为古代男子的通称。西周时期，士特指一个社会阶层，是奴隶主贵族政权机构中的低级官吏。士有武士和文士之分，以领主提供的俸禄为生。武士的职责是护卫，文士的职责是操持礼乐仪式，都不能过问政治。
春秋战国时期的士，属于自由民，指那些脱离生产劳动，凭借一定的文化知识或一技之长谋生的人。这是一个不稳定的社会阶层，与农、工、商并列，位居四民之首。诸侯争霸期间，各种内政、外交、军事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具有足够知识、能力和智谋的人，士由此有了用武之地。各国的诸侯公卿乃至新兴地主阶级为壮大自身力量都竞相养士，礼贤下士成为各国的时尚，用人原则由“亲亲”转向“贤贤”。随着公室私门养士之风的盛行，士的来源也日趋复杂。原周王室司礼乐的官员（如史官出身的老子）、没落的贵族子弟（如宋国贵族后裔的孔子）、受过教育的农工商等庶民（如木匠出身的墨子），都纷纷加入到士的行列当中。
士，作为一支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对于当时的政局具有重大影响。他们大多以政治家、军事家的身份出现，指导诸侯公卿制定大政方针、处理行政事务。所谓“得士者昌，失士者亡”、“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并非妄言。与此同时，也有很多士以教育为己任，聚徒讲学，培养人才，传播、扩散学术文化。各种思想潮流和学术流派随之纷纷涌现，为封建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就实质而言，养士用士制度是一种政治幕僚制度，但由于它具有养才选才的功能，因此客观上成为推动教育发展的强大力量，对于学校的变革构成直接影响。“士”在当时是身价颇高、富有吸引力的一种职业，为了成为士，人们纷纷就学读书、从师受教。封闭保守且日渐衰败的官学显然无法适应这种社会需求，于是，新的教育机构——私学应时代的呼声而出现，并迅速发展兴盛起来。
二、私学的基本特征
与西周时期的官学相比，春秋战国的私学呈现出一些相当显著的特征。[3]
（一）社会基础——土地私有
西周官学建立在土地国有的经济基础、奴隶主贵族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基础之上，教育经费均由国家支出；私学则建立在土地私有的个体经济基础、以新兴地主阶级为首包括农工商等自由民在内的阶级联盟基础之上，教育经费基本为自筹。
（二）管理制度——独立自主
西周官学由国家政权机关主办，学在官府、官师一体、政教合一，并非独立的教育组织机构，教师由官员兼任；私学则是私人根据社会或个人需要创立，学在四夷、官师分离、政教分离，是独立的教育组织机构，教师成为一种独立职业。
（三）施教对象——有教无类
西周官学的入学受身份限制，少数贵族子弟垄断了受教育权利；私学则以自由受教为原则，向平民开放，冲破了种族、地域和阶级界限，使文化知识下移到民间。
（四）教育内容和方式——不拘一格
西周官学以传统的“六艺”为基本内容，偏重历史文化、政治观念和道德思想，有固定的教育场所和设施，制度较为规范；私学则突破了“六艺”的束缚，思想自由，内容新颖，与现实生活联系紧密，各家私学不一定有固定场所，流动性强，设备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