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同《经上》说：“同异，而俱于之一也”（之同“是”）。此言观察的诸例，虽有异体，却都有相同的一点。寻得这一点，便是求同。
（乙）异《墨辩》没有异的界定。我们可依上文“同”的界定，替他补上一条道：“异，同而俱于是二也。”所观察的诸例，虽属相同，但有一点或几点却不相同。求得这些不同之点，便是求异法。
（丙）同异交得《经上》云：“同异交得知有无。”这是参用同异两术以求知有无的方法。物的“同异有无”很不容易知道，需要参用同异两种才可不致走入迷途。《经上》说：
法同则观其同，法异则观其宜止，因以别道。
《说》曰：法取同，观巧转。法取彼择此，问故观宜。以人之有黑者有不黑者也，止黑人；与以人之有爱于人，有不爱于人，止爱（于）人：是孰宜？止彼举然者，以为此其然也，则举不然者而问之。
《经说下》云：
彼以此其然也，说“是其然也”。我以此其不然也，疑“是其然也”。
这两段都说该用“否定的例子”（不然者）来纠正推论的错误。例如人说“共和政体但适用于小国，不适用于大国”，又举瑞士法兰西……为证。我们该问“你老先生为什么不举美国呢？”这里面便含有“同异交得”的法子。《经下》又说：
狂举不可以知异，说在有不可。《说》曰：狂举。牛马虽异，以“牛有齿，马有尾”，说牛这非马也，不可。是俱有不偏有偏无有。曰牛之与马不类，用“牛有角，马无角”，是类不同也。
“偏有偏无有”的偏字，当作遍字。《易经·益卦·上九象》曰：“莫益之，偏辞也。”孟喜本作“遍辞也”，可见遍偏两字古相通用。
这一段说的“遍有遍无有”，即是因明学说的“同品定有性，异品遍无性”。如齿，如尾，是牛马所同有，故不能用作牛马的“差德”。今说“牛有角，马无角”，是举出“牛遍有，马遍无有”的差德了。这种差德，在定义和科学的分类上，都极重要。其实只是一个“同异交得”的法子。
以上说《墨辩》论“辩”的方法。《小取篇》还有论各种论辩的许多谬误，现今不能细讲了。
《墨辩》概念
《墨辩》六篇乃是中国古代第一奇书，里面除了论“知”、论“辩”的许多材料之外，还有无数有价值的材料。今把这些材料分类约举如下：
（一）论算学。如“一少于二而多于五”诸条。
（二）论形学（几何）。如“平，同高也”；“中，同长也”；“圆，一中同长也”；“方，柱隅四欢也”诸条。
（三）论光学。如“二，临鉴而立，景到，多而若少，说在寡区”；“景之大小，说在地缶远近”诸条。
（四）论力学，如“力，形之所以奋也”；“力，重之谓，下与重奋也”诸条。
（五）论心理学。如“生，形与知处也”；“卧，知无知也”；“梦，卧而以为然也”诸条。
（六）认人生哲学。如“仁，体爱也”；“义，利也”；“礼，敬也”；“孝，利亲也”；“利，所得而喜也；害，所得而恶也”诸条。
（七）论政治学。如“君，臣萌（同氓）通约也”；“功，利民也”；“罪，犯禁也”诸条。
（八）论经济学。如“买无贵，说在反其贾”。
《说》曰：“买，刀粜相为贾。刀轻则粜不贵，刀重则粜不易。王刀无变，粜有变。岁变粜则岁变刀。”又说“贾宜则雠，说在尽”。《说》曰：“贾，尽也者，尽去其（所）以不雠也。其所以不雠去，则雠，正贾也。”这都是中国古经济学最精彩的学说。
以上八类，不过略举大概，以表示《墨辩》内容的丰富。
如今且说墨家名学的价值。依我看来，墨家的名学在世界的名学史上，应该占一个重要的位置。虽然从形式上来说，自然远不如印度的因明和欧洲逻辑，但这是因为印度和欧洲的“逻辑形式”都经过千余年的补充工作，故有严密繁复的形式。墨家的名学前后的历史大概至多不出二百年，二千年来久成绝学，怪不得它不会有发达的形式了。
平心而论，墨家名学所有形式上的缺陷，未必就是它的弱点，未必不是它的长处。印度的因明学，自陈那以后，改古代的五分作法为三支，形式上似乎更严密了；其实古代的五分作法还带有归纳的方法，三支便差不多全是演绎法，把归纳的精神都失掉了。
古代的“九句因”，很有道理；后来形式更繁琐，于是宗有九千二百余过，因有百十七过，喻有八十四过，名为精密，其实是大退步了。欧洲中古的学者，没有创造的本领，只能把古希腊的形式论理演为种种详式。形式越繁，离亚里士多德的本意越远了。
墨家的名学虽然不重形式，却能把推论的一切根本观念，如“故”的观念，“法”的观念，“类”的观念，“辩”的方法，都说得很明白透彻。有基本的学理，却没有累赘的形式。这是第一长处。
印度、希腊的名学多偏重演绎，墨家的名学却能把演绎归纳一样看重。《小取篇》说“推”一段及论归纳的四种谬误一段，近代名学书也不过如此说法。墨家因深知归纳法的用处，故有“同异之辩”，故能成一科学的学派。这是第二长处。
再说墨家名学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重要性。儒家极重名，以为正名便可以正百物了。当时的个人主义一派，如杨朱之流，以为只有个体的事物，没有公共的名称：“名无实，实无名，名者伪而已矣。”这两派绝对相反：儒家的正名论，老子、杨朱的无名论，都是极端派。
“别墨”于两种极端派之间，别寻出一种执中的名学。他们不问名是否有实，实是否有名。他们单提出名与实在名学上的作用。故说：“所谓，实也；所以谓，名也。”实只是“主词”，名只是“表词”，都只有名学上的作用，不成为“本体学”（本体学，谕万物本体的性质与存在诸问题）的问题了。（别墨以前的实，乃是西洋哲学所谓Substaniversals，皆有本体学的问题，故有“有名”、“无名”之争）。这是墨家名学的第一种贡献。
中国的学派只有“别墨”这一派研究物的所以然之故。根据同异有无的道理，设为效、辟、侔、援、推各种方法。墨家名学的方法，不但可为论辩之用，实有科学的精神，可算得“科学的方法”。
试看《墨辩》所记各种科学的议论，可以想见这种科学的应用方法。这是墨家名学的第二种贡献。墨家论知识，注重经验，注重推论。看《墨辩》中论光学和力学的诸条，可见墨家学者真能作许多实地试验。这是真正科学的精神，是墨学的第三种贡献。墨家名学论“法”的观念，上承儒家“象”的观念，下开法家“法”的观念（看下文第十二篇）。这是墨家名学的第四种贡献。
总而言之，古代哲学的方法论，莫如墨家的严密，墨子的实用主义和三表法，已是极重要的方法论（详见第六篇）。后来的墨者论“辩”的各法，比墨子更为精密，更为完全。
从此以后，无论哪一派的哲学，都受这种方法论的影响。荀子的《正名篇》虽攻击当时的辩者，其实全是墨学的影响。孟子虽大骂墨家，但他书中论方法的各条（如《离娄篇》首章及“博学而详说之”，“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诸章），无一不显示出墨学的影响。庄子的名学，也是墨家辩者的反映。至于惠施公孙龙一般人，都是直接的墨者，更不用说了（详见下章）。